第79章商陨法在
商鞅大刀阔斧地改革,收效甚大,但也得罪了不少人。变法严重损害了贵族的利益,商鞅辅助秦孝公这些年,皇亲国戚十分痛恶,恨不能生食其肉,活剥其皮。
作为改革家的商鞅得罪社会上层,作为刑罚家的商鞅惹怒社会下层。经过十多年的改革,商鞅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。如果秦孝公撒手西归,商鞅就会失去靠山。
商鞅掌权后,有很多人向商鞅推荐人才,孟兰皋曾向商鞅推荐赵良。商鞅见过赵良后,认为赵良是个可造之才,表示希望结交。然而,赵良很谦虚地拒绝了,理由是孔子说过,只有推荐贤良,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才会入世为官;如果辅助国君的不是贤良之人,即使国君成就霸业,受到人民拥戴的圣人也会引退。
这一席话,分明秉承儒家思想,叫商鞅怎么听得进去?赵良还说,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职位就是贪位,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名誉就是贪名;如果领受商鞅的盛情,他就是贪名、贪位之人。
商鞅愿意结交赵良,意思是希望赵良入朝为官,赵良不但一口拒绝,还说出隐射商鞅不贤的话,商鞅自然能够听出其中的言外之意。
听出赵良的言外之意后,商鞅开门见山,问赵良是否不喜欢他对秦国的治理方式。赵良是儒生,说话含蓄委婉。他说,能够听从他人意见的叫聪,能够自我省察的叫明,能够克制自我的叫做强。
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,商鞅大刀阔斧、一意孤行,因此得罪不少权贵。赵良这么说,是希望商鞅反省自我,克制内心的冲动,听取他人的意见。赵良还引用虞舜的话,希望商鞅做一个谦虚的人。赵良一番劝谏,用心很好,却完全不符商鞅的脾性。
如果商鞅是一位谦谦君子,他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使秦国富强。作为改革家,商鞅大刀阔斧,雷厉风行,他不可能放缓改革的步子。
事实最具有说服力,一系列事实皆能证明商鞅的功绩。改革前,秦国的习俗与戎狄相仿,父子一家,男女老幼同居一室。经过改革,百姓知道男女有别,分室而居,勤于耕种,习于战争,民富国强,国家实力能与齐国和魏国等大国相抗衡。
在秦国历史上,五羖大夫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称霸,百姓交口赞颂。商鞅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强国,自认为功绩能与百里奚相媲美,因而问赵良他与百里奚相比,谁的功劳更高。
儒家重视仁德教化,商鞅拿自己与百里奚相比,正合赵良的心意。赵良说,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,千万人的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位正直之士的正义直言。周武王广开言路,吸取不同的声音,国家昌盛;商纣堵塞忠臣之言,偏听偏信,致使亡国。如果商鞅想听真话,应该先免除正直之人因敢言直谏而遭受的刑罚。
当时的秦国,有一条法令,禁止百姓私下议论变法。赵良害怕受罚,在说真话之前事先言明。
商鞅说,好听的话都是虚假的,真实的话就如良药,虽然苦口但有助于治病。如果赵良能够整天正义直言,这有助于他的发展,他更应该结交这样的朋友。
既然可以免除直言后遭遇的处罚,赵良开始义正词严地说道,百里奚起于贫寒,听说秦穆公招纳贤士,不惜卖身为奴,给人喂了一年牛。秦穆公听闻后,用五张羊皮为他赎身,提拔他位居万人之上。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期间,讨伐过郑国,出征过楚国,三次拥立晋国国君,这都是他的功绩。百里奚以德服人,施行教化,巴国前来纳贡,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,前来投奔的贤人更多。
更令商鞅望尘莫及的是,百里奚在位期间,行不坐车,迎寒风,冒酷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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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只身走遍全国,与百姓同甘共苦,因而百姓爱戴。百里奚有恩于秦人,他死后男女老少痛哭流涕,全国哀悼。守丧期间,小孩不唱歌嬉闹,正在舂米的人悲哀得发不出相应的呼声。
赵良善言称颂百里奚的仁德,目的是与商鞅的酷刑相比。首先,商鞅靠阉人景监推荐,名声不好;其次,他不为百姓谋福利,而是大兴土木,建造宫室,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;最后,刑罚过于严苛,视百姓如草芥,大胆惩治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,既激犯众怒,又得罪权贵。
儒家深信百姓是可造之材,应该教化百姓而不是命令百姓。在儒家看来,教化能深入人心,百姓模仿上级的行为比接受命令办事更为有效。商鞅以严刑峻法推行变法,违情背理,积累的诋毁过多。
商鞅被封於、商之地后,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淫威日甚,权贵已经被商鞅逼上绝路,此举使得情况更加恶化。公子虔鼻子被削后8年闭门不出,公孙贾满脸墨汁,变得面目狰狞。商鞅一味严刑痛罚,大失人心。
为了改革,商鞅得罪权贵,招致的怨恨很深。为了保护自身安全,商鞅出门身后会有十多辆坚车跟随,伴有无数全副武装的武士保护。如果保护措施缺失,商鞅绝不敢出门。商鞅的出行与百里奚的出行形成鲜明的对比,可见商鞅已经陷入“积毁销骨”的困境。
赵良的意思是,商鞅已经命如朝露,劝他急流勇退,归还秦国的封地,辞官归隐。如果商鞅不及早引退,一旦秦孝公撒手西归,失去保护的商鞅一定会遭人报复。
人生有很多悲剧,其中一个就是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。赵良分析有理,细致入微,将整个秦国的局势都说清楚了。然而,商鞅的目的是辅助秦孝公称霸中原,不会适可而止,更不会激流而退。
在商鞅心里,他的事业刚刚开始,变法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,让他跨完第一步就停止,绝不可能。
商鞅用锐利的眼光盯住远方,却不知道他身居柴薪之上。一旦柴薪起火,他必然魂归西方,身飞天外。
赵良与商鞅谈话5个月后,秦孝公便辞世了。秦孝公惜别日渐强大的秦国,在生命的弥留之际,仿佛看到了商鞅的黄昏。秦孝公需要商鞅,商鞅更需要秦孝公。没有商鞅,秦国不会迅速崛起;而没有秦孝公,商鞅的变法必然无法推行。
秦孝公死后,太子惠文君顺利登基,人称秦惠王。商鞅曾经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公子虔和老师公孙贾。公子虔记仇心重,他依仗新国君,纠集了一帮党羽诬告商鞅造反。商鞅改革得罪了很多权贵,甚至差点问太子的罪,所以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。
在人治国家,君王的好恶能决定一切。曾经被触犯利益的权贵对商鞅深恶痛疾,秦惠王对商鞅也无好感。既然公子虔等人状告商鞅,秦惠王便顺水推舟还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他受罚的情,下令逮捕商鞅。
靠山倒了,商鞅四面楚歌。秦惠王与公子虔等是站在一条船上的,如果束手就擒,必然等于自寻死路,所以商鞅决定逃亡。
逃到边境时,已经是傍晚。疲惫不堪的商鞅打算在旅店住一夜,明日再行。商鞅虽然在秦国的名气很大,但百姓都只知其名不识其人,边境的百姓甚至只知道变法而不知何为“商鞅”。
店主人问商鞅有户籍等相关证件没有,商鞅傻眼了。他第一次变法时严格管理户籍,以“伍”和“什”为单位编制户籍,目的是让人民落地生根地在本地勤耕苦种,练习战斗。经过变法,秦国人口的流动性很小,百姓不得不安分守己。逃亡匆忙,商鞅没带相关证件。店主人说,商鞅严格规定,如果接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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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证件的人住店,店家要被惩处。
法令十分严苛,就算店主胆子极大,敢让商鞅住店,他的邻居也不敢不告发,因为不告发将被惩处。经过商鞅变法,秦国百姓人人自危,不敢犯法,也不敢容许与自己同“什”的人犯法,因为要受牵连。
面对严格遵守法令的店主人,商鞅没感受到改革成功的欣喜,而是举目视天,慨然长叹:“嗟乎,为法之敝一至此哉!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
面对拒绝,商鞅终于知道他的变法过于严苛,完全剔除人性和人情。面对一次拒绝,商鞅就发出如此痛心的慨叹。变法实施十多年,这期间受到变法的刚硬锐利所伤害的人更不少,他们的感悟更深,怨恨更浓。
商鞅见事已至此后悔无用,知道最关键的是逃命。只要他能够争取留下青山,就一定可以重新再来。西边是秦国的地盘,如果往西逃,还没逃出秦国就被抓捕了。
天地茫茫,何其广阔,然而没有商鞅的立锥之地。作为志向远大的改革家,改革的成果却背叛了他自己,商鞅内心百感交集,急切间说不出所以然。
秦国背恩忘义,商鞅又气又急,慌不择路,竟然逃向魏国。就地理位置而言,魏国离秦国很近,逃入魏国最方便。然而,为了秦孝公的帝王大业,商鞅屡次领兵攻打魏国,甚至用奸诈的手段骗捕公子卬,害得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。
魏人厌恶商鞅奸诈,闭门不纳。看着紧闭的城门,商鞅仿佛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已经腐朽了。
后有追兵,前路被断,商鞅转头逃向其他小国。商鞅前脚刚走,魏国突发奇想,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逃犯,不遣回会得罪强秦,于是强行遣送商鞅回秦国。
魏国这么做,首先是怕秦国借此生事,再次挑起战争。经过商鞅变法,魏国远非强秦的对手,不敢招惹,只求极力讨好。其次,商鞅不是普通人,他逃往其他国家后,倘若受到重用再次推行新变法,魏国的强敌就又多一个。
魏惠王曾经不听从公叔痤之言被秦军大败,后悔莫及,恨不能杀了商鞅。现在有弥补的机会,魏国决定借强秦的手诛杀商鞅以泄心头之恨。
秦孝公死后,当时的天下没有一位君王知道善用商鞅,这是商鞅的悲哀,也是君王的悲哀。
被强行遣送回秦国后,商鞅知道逃亡行不通。他当机立断跑回商邑,起兵造反。秦国的军队是商鞅训练的,战斗力很强,商鞅不敢贸然攻击,而是率领商邑的部属北上攻击郑国。郑国是一个小国,朝中无人,军中无将,很容易攻取。
然而,秦国死死紧追商鞅不放。商鞅攻打郑国,秦军赶上后攻击商军。商邑的部属本就不多,面对秦军的狂攻猛打,队伍难以抵敌,被碾压为齑粉,商鞅战死。
郑国黾池一役,商鞅真正体悟到秦国军队的勇猛。前几次领兵作战,商鞅与秦军站在同一条阵线上,只看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,没能亲身体悟。直到战死,商鞅才亲身体悟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。
为了泄恨,权贵车裂商鞅的尸体示众。车裂之刑,就是将受刑者的头颅和四肢分别拴缚在一辆马车上,时刻一到,行刑官一声令下,马车夫同时扬鞭策马,五辆马车朝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奔,人的身体当即被撕裂。
连坐法害苦了秦国百姓,商鞅也深受其害。秦惠王依照商鞅的逻辑行事,诛灭商鞅全家。司马迁说:“商鞅天性薄情寡恩,刻薄残忍,行事凶狠,不留余地,最终被恶名害死。”
改革家死了,但改革的成果仍在,秦国在改革成果中继续向前发展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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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改革家的商鞅得罪社会上层,作为刑罚家的商鞅惹怒社会下层。经过十多年的改革,商鞅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。如果秦孝公撒手西归,商鞅就会失去靠山。
商鞅掌权后,有很多人向商鞅推荐人才,孟兰皋曾向商鞅推荐赵良。商鞅见过赵良后,认为赵良是个可造之才,表示希望结交。然而,赵良很谦虚地拒绝了,理由是孔子说过,只有推荐贤良,受到百姓拥戴的人才会入世为官;如果辅助国君的不是贤良之人,即使国君成就霸业,受到人民拥戴的圣人也会引退。
这一席话,分明秉承儒家思想,叫商鞅怎么听得进去?赵良还说,占有不属于自己的职位就是贪位,占有不属于自己的名誉就是贪名;如果领受商鞅的盛情,他就是贪名、贪位之人。
商鞅愿意结交赵良,意思是希望赵良入朝为官,赵良不但一口拒绝,还说出隐射商鞅不贤的话,商鞅自然能够听出其中的言外之意。
听出赵良的言外之意后,商鞅开门见山,问赵良是否不喜欢他对秦国的治理方式。赵良是儒生,说话含蓄委婉。他说,能够听从他人意见的叫聪,能够自我省察的叫明,能够克制自我的叫做强。
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行,商鞅大刀阔斧、一意孤行,因此得罪不少权贵。赵良这么说,是希望商鞅反省自我,克制内心的冲动,听取他人的意见。赵良还引用虞舜的话,希望商鞅做一个谦虚的人。赵良一番劝谏,用心很好,却完全不符商鞅的脾性。
如果商鞅是一位谦谦君子,他就不可能在短短十多年内使秦国富强。作为改革家,商鞅大刀阔斧,雷厉风行,他不可能放缓改革的步子。
事实最具有说服力,一系列事实皆能证明商鞅的功绩。改革前,秦国的习俗与戎狄相仿,父子一家,男女老幼同居一室。经过改革,百姓知道男女有别,分室而居,勤于耕种,习于战争,民富国强,国家实力能与齐国和魏国等大国相抗衡。
在秦国历史上,五羖大夫百里奚辅佐秦穆公称霸,百姓交口赞颂。商鞅使疲弱的秦国一跃而为强国,自认为功绩能与百里奚相媲美,因而问赵良他与百里奚相比,谁的功劳更高。
儒家重视仁德教化,商鞅拿自己与百里奚相比,正合赵良的心意。赵良说,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领狐腋,千万人的随声附和比不上一位正直之士的正义直言。周武王广开言路,吸取不同的声音,国家昌盛;商纣堵塞忠臣之言,偏听偏信,致使亡国。如果商鞅想听真话,应该先免除正直之人因敢言直谏而遭受的刑罚。
当时的秦国,有一条法令,禁止百姓私下议论变法。赵良害怕受罚,在说真话之前事先言明。
商鞅说,好听的话都是虚假的,真实的话就如良药,虽然苦口但有助于治病。如果赵良能够整天正义直言,这有助于他的发展,他更应该结交这样的朋友。
既然可以免除直言后遭遇的处罚,赵良开始义正词严地说道,百里奚起于贫寒,听说秦穆公招纳贤士,不惜卖身为奴,给人喂了一年牛。秦穆公听闻后,用五张羊皮为他赎身,提拔他位居万人之上。百里奚辅佐秦穆公期间,讨伐过郑国,出征过楚国,三次拥立晋国国君,这都是他的功绩。百里奚以德服人,施行教化,巴国前来纳贡,诸侯和四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,前来投奔的贤人更多。
更令商鞅望尘莫及的是,百里奚在位期间,行不坐车,迎寒风,冒酷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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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只身走遍全国,与百姓同甘共苦,因而百姓爱戴。百里奚有恩于秦人,他死后男女老少痛哭流涕,全国哀悼。守丧期间,小孩不唱歌嬉闹,正在舂米的人悲哀得发不出相应的呼声。
赵良善言称颂百里奚的仁德,目的是与商鞅的酷刑相比。首先,商鞅靠阉人景监推荐,名声不好;其次,他不为百姓谋福利,而是大兴土木,建造宫室,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;最后,刑罚过于严苛,视百姓如草芥,大胆惩治太子的监督官和老师,既激犯众怒,又得罪权贵。
儒家深信百姓是可造之材,应该教化百姓而不是命令百姓。在儒家看来,教化能深入人心,百姓模仿上级的行为比接受命令办事更为有效。商鞅以严刑峻法推行变法,违情背理,积累的诋毁过多。
商鞅被封於、商之地后,非但不知收敛反而淫威日甚,权贵已经被商鞅逼上绝路,此举使得情况更加恶化。公子虔鼻子被削后8年闭门不出,公孙贾满脸墨汁,变得面目狰狞。商鞅一味严刑痛罚,大失人心。
为了改革,商鞅得罪权贵,招致的怨恨很深。为了保护自身安全,商鞅出门身后会有十多辆坚车跟随,伴有无数全副武装的武士保护。如果保护措施缺失,商鞅绝不敢出门。商鞅的出行与百里奚的出行形成鲜明的对比,可见商鞅已经陷入“积毁销骨”的困境。
赵良的意思是,商鞅已经命如朝露,劝他急流勇退,归还秦国的封地,辞官归隐。如果商鞅不及早引退,一旦秦孝公撒手西归,失去保护的商鞅一定会遭人报复。
人生有很多悲剧,其中一个就是言者谆谆,听者藐藐。赵良分析有理,细致入微,将整个秦国的局势都说清楚了。然而,商鞅的目的是辅助秦孝公称霸中原,不会适可而止,更不会激流而退。
在商鞅心里,他的事业刚刚开始,变法仅是千里之行的第一步,让他跨完第一步就停止,绝不可能。
商鞅用锐利的眼光盯住远方,却不知道他身居柴薪之上。一旦柴薪起火,他必然魂归西方,身飞天外。
赵良与商鞅谈话5个月后,秦孝公便辞世了。秦孝公惜别日渐强大的秦国,在生命的弥留之际,仿佛看到了商鞅的黄昏。秦孝公需要商鞅,商鞅更需要秦孝公。没有商鞅,秦国不会迅速崛起;而没有秦孝公,商鞅的变法必然无法推行。
秦孝公死后,太子惠文君顺利登基,人称秦惠王。商鞅曾经处罚太子的监督官公子虔和老师公孙贾。公子虔记仇心重,他依仗新国君,纠集了一帮党羽诬告商鞅造反。商鞅改革得罪了很多权贵,甚至差点问太子的罪,所以没人站出来为他说话。
在人治国家,君王的好恶能决定一切。曾经被触犯利益的权贵对商鞅深恶痛疾,秦惠王对商鞅也无好感。既然公子虔等人状告商鞅,秦惠王便顺水推舟还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他受罚的情,下令逮捕商鞅。
靠山倒了,商鞅四面楚歌。秦惠王与公子虔等是站在一条船上的,如果束手就擒,必然等于自寻死路,所以商鞅决定逃亡。
逃到边境时,已经是傍晚。疲惫不堪的商鞅打算在旅店住一夜,明日再行。商鞅虽然在秦国的名气很大,但百姓都只知其名不识其人,边境的百姓甚至只知道变法而不知何为“商鞅”。
店主人问商鞅有户籍等相关证件没有,商鞅傻眼了。他第一次变法时严格管理户籍,以“伍”和“什”为单位编制户籍,目的是让人民落地生根地在本地勤耕苦种,练习战斗。经过变法,秦国人口的流动性很小,百姓不得不安分守己。逃亡匆忙,商鞅没带相关证件。店主人说,商鞅严格规定,如果接收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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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证件的人住店,店家要被惩处。
法令十分严苛,就算店主胆子极大,敢让商鞅住店,他的邻居也不敢不告发,因为不告发将被惩处。经过商鞅变法,秦国百姓人人自危,不敢犯法,也不敢容许与自己同“什”的人犯法,因为要受牵连。
面对严格遵守法令的店主人,商鞅没感受到改革成功的欣喜,而是举目视天,慨然长叹:“嗟乎,为法之敝一至此哉!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
面对拒绝,商鞅终于知道他的变法过于严苛,完全剔除人性和人情。面对一次拒绝,商鞅就发出如此痛心的慨叹。变法实施十多年,这期间受到变法的刚硬锐利所伤害的人更不少,他们的感悟更深,怨恨更浓。
商鞅见事已至此后悔无用,知道最关键的是逃命。只要他能够争取留下青山,就一定可以重新再来。西边是秦国的地盘,如果往西逃,还没逃出秦国就被抓捕了。
天地茫茫,何其广阔,然而没有商鞅的立锥之地。作为志向远大的改革家,改革的成果却背叛了他自己,商鞅内心百感交集,急切间说不出所以然。
秦国背恩忘义,商鞅又气又急,慌不择路,竟然逃向魏国。就地理位置而言,魏国离秦国很近,逃入魏国最方便。然而,为了秦孝公的帝王大业,商鞅屡次领兵攻打魏国,甚至用奸诈的手段骗捕公子卬,害得魏国割河西之地求和。
魏人厌恶商鞅奸诈,闭门不纳。看着紧闭的城门,商鞅仿佛看到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已经腐朽了。
后有追兵,前路被断,商鞅转头逃向其他小国。商鞅前脚刚走,魏国突发奇想,认为商鞅是秦国的逃犯,不遣回会得罪强秦,于是强行遣送商鞅回秦国。
魏国这么做,首先是怕秦国借此生事,再次挑起战争。经过商鞅变法,魏国远非强秦的对手,不敢招惹,只求极力讨好。其次,商鞅不是普通人,他逃往其他国家后,倘若受到重用再次推行新变法,魏国的强敌就又多一个。
魏惠王曾经不听从公叔痤之言被秦军大败,后悔莫及,恨不能杀了商鞅。现在有弥补的机会,魏国决定借强秦的手诛杀商鞅以泄心头之恨。
秦孝公死后,当时的天下没有一位君王知道善用商鞅,这是商鞅的悲哀,也是君王的悲哀。
被强行遣送回秦国后,商鞅知道逃亡行不通。他当机立断跑回商邑,起兵造反。秦国的军队是商鞅训练的,战斗力很强,商鞅不敢贸然攻击,而是率领商邑的部属北上攻击郑国。郑国是一个小国,朝中无人,军中无将,很容易攻取。
然而,秦国死死紧追商鞅不放。商鞅攻打郑国,秦军赶上后攻击商军。商邑的部属本就不多,面对秦军的狂攻猛打,队伍难以抵敌,被碾压为齑粉,商鞅战死。
郑国黾池一役,商鞅真正体悟到秦国军队的勇猛。前几次领兵作战,商鞅与秦军站在同一条阵线上,只看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,没能亲身体悟。直到战死,商鞅才亲身体悟到奖励军功对士兵的激励作用。
为了泄恨,权贵车裂商鞅的尸体示众。车裂之刑,就是将受刑者的头颅和四肢分别拴缚在一辆马车上,时刻一到,行刑官一声令下,马车夫同时扬鞭策马,五辆马车朝五个不同的方向飞奔,人的身体当即被撕裂。
连坐法害苦了秦国百姓,商鞅也深受其害。秦惠王依照商鞅的逻辑行事,诛灭商鞅全家。司马迁说:“商鞅天性薄情寡恩,刻薄残忍,行事凶狠,不留余地,最终被恶名害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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