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8章商鞅变法的利弊
秦孝公三年,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,施行变法。秦孝公十年,商鞅又被提拔为大良造。大良造是秦国二十个等级爵位中的第十六级,可以说是朝廷中实打实的高官大吏了,可见秦孝公很倚重商鞅。
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。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,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,抢占其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地区。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,但它向历史宣告: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。
秦孝公十二年,秦国迁都咸阳。咸阳在旧国都雍地的东面,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。
此时的魏国仍然以强国自居,还未把秦国放在眼里。但变法后的秦国早已不是当年时常败于魏国的秦国了,秦国用十年的功夫积蓄力量,已经能够和魏国匹敌。
迁都咸阳后,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,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。
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。变法仍然围绕国家利益,以打击落后王族,提升新兴势力为主。主要内容如下:
第一,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,男子都要自食其力。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,凡是成年男子不分家的,可以通过缴纳双倍赋税的方式弥补。在第二次变法中,秦国百姓的天伦之乐已经被彻底践踏了,商鞅彻底断绝了秦国百姓不分家的后路。至此,商鞅将百姓当做实现秦国富强的工具已经是不言而喻。商鞅禁止言论,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怒气被压抑,一旦爆发,商鞅必然难以善后。
第二,合并乡镇,统一以县为单位编制全国的行政制度。编制后的秦国共有31个县,每个县都有县令和县丞,县令是主要责任人,县丞是县令的副手。第一次变法时,商鞅统一编制户籍,便于管理百姓;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编制县制,以地域为单位管理全国。
经过两次变法,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,个人自由被约束。商鞅屡次约束百姓,目的只有一个,让百姓以“耕、战”为本,杜绝经商、学习、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。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由秦国开创的,商鞅改革的贡献很大。
第三,整治全国土地,以统一尺度划分土地,鼓励开垦。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,商鞅力求实现一套标准尺度。如果以全国统一的尺度划分土地,国家的赋税征收就有严格且统一的标准。赋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,一旦赋税有保证,秦国作战就有经济实力保障。
第四,统一度量衡,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。商鞅改革前,秦国的测量尺度有斗、桶、权衡和尺等,名目繁多,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国家税收。经过改革,全国都用一套标准,更便于交易。
第一次改革,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;第二次改革,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。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,商鞅功不可没。经过两次改革,秦国已经像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。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,实现全国的统一就像实现秦国度量衡的统一。
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,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。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,不为太子留情面,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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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
上次太子触犯新法,他的监督官公子虔被罚,公子虔恨商鞅入骨。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,公子虔再度犯法。商鞅操起大刀阔斧,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。劓刑,就是削割掉鼻子。为了变法,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,这更加深公子虔的怨毒之心。
公子虔是太子的监督官,负责太子的道德品行,如果太子行为不合道德要求,他有权责指正。商鞅削公子虔的鼻子,在太子的道德监督官上动刀,就是削道德监督官的脸面。
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人,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,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,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。
改革法令颁布后,商鞅宣布:以法为教。按新法行事的温顺百姓,商鞅大赏特赏。被赏赐的人多是耕田种地优秀,出军作战勇敢者。
在商鞅变法的时期,如果想获得升迁,必须有实际的功劳,比如耕田种地优秀,又比如作战勇猛。有赏便有罚,遵循新法可以获得赏赐,触犯新法便要遭受处罚。
面对触犯新法的人,商鞅决不姑息。有一次,700多个囚徒触犯新法,商鞅手起,700多颗人头马上落地,血溅闹市。
秦国一天天强大,魏国却一天天削弱,秦国需要抓住机会对付魏国。秦孝公十七年,即商鞅第二次变法施行5年后,魏国大败于马陵,将军庞涓被斩,国力大衰。
第二年,商鞅献计献策,建议秦孝公趁魏国元气大伤出征魏国。魏国紧挨周国,是众诸侯争夺的焦点,一旦国力衰微,许多诸侯国便对其虎视眈眈。
商鞅对秦孝公说,魏国地理位置关键,对秦国而言,它就像心腹之患,如果秦国不吞并魏国,魏国就要灭亡秦国。
从地理环境看,魏国占据安邑,西有山川的险要作为护国屏障,东有肥沃的土地。魏国如果强盛,可以向西入侵秦国,如果疲弱,可以退守东边。
此时魏国刚刚败给齐国,实力大削,现在正是对付魏国的最佳时机,所以商鞅建议秦孝公出军,驱赶魏国到东边,抢占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势,以作为保护国家的屏障。
秦国在西部,土地没有中原的肥沃,还不时受到西边少数民族的侵扰。如果秦国想称霸中原,必然向东发展。在东方,魏国实力不小,首当秦国进军中原的要冲。无论如何,只要秦国向东发展,就必须搬开魏国这块大顽石。
前些年,秦国屡受魏国侵扰,因为魏国害怕秦国向东发展。经过改革,秦国实力大增,必然会对正在衰弱的魏国垂涎不已。
秦孝公很倚重商鞅,所以再次命商鞅领军征战。商鞅是文官而非武将,秦孝公两次都让商鞅带军出征,可见秦国缺乏大将。商鞅不是将军,不擅打仗,让他领兵征战,他只能凭智谋取胜。
魏国曾经败给商鞅,听说此次又是商鞅领大军入侵,于是派公子卬领军迎敌。“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”,魏国是昔日的大国,大军开动,仍然军威严整,气势骇人。
两军相遇,魏军布阵严谨,法度大开大阖,很有大国风范。秦军将士勇猛异常,人人精神抖擞,渴望擎旗斩将,杀敌立功。然而,秦军布置松散,没有使士气扭成一股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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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乎是各自为战。
放眼秦军,只见兵将的个人勇猛,不见整体的军威。商鞅看见魏军威武严整,如同一片千年古林,立刻寻思用计。
利用曾经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的经历,商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军主将公子卬。商鞅说,他和公子卬交好,两人都是主将,不忍心互相攻杀,希望见公子卬一面,杯酒言和,尽兴而欢,兴尽而散。
刚刚败给齐国,又得罪其他诸侯国,魏国如果同秦国开火,相当于引火自焚。如果其他诸侯国利用魏、秦大战之机,趁火打劫,相续出兵攻打魏国,魏国就会灭亡。
挑衅者主动言和,公子卬求之不得,便一口答应。
此次秦国大军出动,耗费不小,商鞅当然不会仅凭感情因素就轻易撤军,何况他一向讲究的是法和理性。再说,当年公叔痤举荐商鞅,魏惠王有眼无珠,罢而不用,这点伤已经清除了他对魏国的怀恋。
公子卬爽爽快快地前来赴宴,连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面对敌人,应该时刻警惕着,如果稍稍放松,必然犯下不可补救的错误。商鞅与公子卬在座上饮酒叙旧,暗地里却已经布置大将冲击魏军。公子卬相信商鞅,遭遇的却是商鞅的扣留。
主将被扣留,生死未卜,面对秦军的突然攻击,魏军大乱。如果单个作战,魏军士气不如秦军,只会输,不会赢。魏军威武骇人的军阵被冲乱后,秦军大举杀入,如虎狼扑入羊群,横行无阻,所向无敌。商鞅的法令强调,斩杀敌首者能被封功拜爵。为了功名爵位,秦兵作战个个勇猛无比。
魏惠王见魏军大势已去,于是请求割地议和。主将无谋,国君懦弱,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。
秦孝公要求收回河西之地,魏国同意归还。
占据河西之地,一切如商鞅所料,秦国争霸中原的大门被叩开了。河西之地指黄河以西地区,秦国占有后,离魏国更近了,魏国的首都安邑就非常危险。
如果秦军渡过黄河,安邑必然一鼓而破。一旦都城被破,魏国必然彻底消失。秦国就如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,占据高岗,随时都可能扑向安邑。
面对强敌,魏惠王无能,只会隐忍退让。割让河西之地后,魏惠王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,向东迁都。魏国这次将都城迁到了边远的大梁。因为迁都一事,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。
魏国先败给齐国,接着再败给秦国,原本就与魏国有恩怨的其他诸侯国很想趁火打劫,恨不能生吞魏国。势力衰弱后,原本处于中原宝地的魏国感到背腹受敌,西有如狼的秦国,东有如虎的齐国。衰弱的魏国,已经陷入生存的困境,向西要挨打,向东也要挨打。
生存在激烈竞争的战国,如果错失人才,就等于丢弃了自己的未来。魏国抛弃商鞅,一个大国立刻衰落;商鞅辅助秦孝公,一个大国迅速崛起。商鞅的生存证明了一个道理,人才强国。
面对秦国的崛起,魏惠王说了一句伤感的话: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
秦孝公收回河西之地,万分高兴,封商鞅於、商之地。古人爱以地名称呼人,商鞅中的“商”就来源于商地的“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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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孝公改革的目的之一是战胜魏国。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后,在秦孝公的授意下亲自领兵攻打魏国,抢占其安邑(今山西夏县西北)地区。此次战役的规模虽然不大,但它向历史宣告:魏国已不再是秦国的对手。
秦孝公十二年,秦国迁都咸阳。咸阳在旧国都雍地的东面,此地占据山川之险的同时更加接近魏国。
此时的魏国仍然以强国自居,还未把秦国放在眼里。但变法后的秦国早已不是当年时常败于魏国的秦国了,秦国用十年的功夫积蓄力量,已经能够和魏国匹敌。
迁都咸阳后,为了火速超越并战胜魏国,商鞅开始施行第二次变法。
第二次变法是第一次变法的补充。变法仍然围绕国家利益,以打击落后王族,提升新兴势力为主。主要内容如下:
第一,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,男子都要自食其力。商鞅在第一次变法中规定,凡是成年男子不分家的,可以通过缴纳双倍赋税的方式弥补。在第二次变法中,秦国百姓的天伦之乐已经被彻底践踏了,商鞅彻底断绝了秦国百姓不分家的后路。至此,商鞅将百姓当做实现秦国富强的工具已经是不言而喻。商鞅禁止言论,百姓敢怒不敢言。怒气被压抑,一旦爆发,商鞅必然难以善后。
第二,合并乡镇,统一以县为单位编制全国的行政制度。编制后的秦国共有31个县,每个县都有县令和县丞,县令是主要责任人,县丞是县令的副手。第一次变法时,商鞅统一编制户籍,便于管理百姓;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编制县制,以地域为单位管理全国。
经过两次变法,秦国百姓受到户籍和地域的双重限制,个人自由被约束。商鞅屡次约束百姓,目的只有一个,让百姓以“耕、战”为本,杜绝经商、学习、游说和私斗等不利于中央集权的活动。中国的大统一和中央集权是由秦国开创的,商鞅改革的贡献很大。
第三,整治全国土地,以统一尺度划分土地,鼓励开垦。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,商鞅力求实现一套标准尺度。如果以全国统一的尺度划分土地,国家的赋税征收就有严格且统一的标准。赋税是国家财力的主要来源,一旦赋税有保证,秦国作战就有经济实力保障。
第四,统一度量衡,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。商鞅改革前,秦国的测量尺度有斗、桶、权衡和尺等,名目繁多,不利于市场交易和国家税收。经过改革,全国都用一套标准,更便于交易。
第一次改革,秦国走向富强的道路;第二次改革,秦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。秦国由弱国变成强国,商鞅功不可没。经过两次改革,秦国已经像一匹能征善战的千里马。商鞅希望自己的千里马能够踏平其他诸侯国,实现全国的统一就像实现秦国度量衡的统一。
新法刚刚使秦国走向称霸的大道,又有人居心不良触犯新法。商鞅有改革家的大无畏精神,不为太子留情面,更不会为其他人留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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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太子触犯新法,他的监督官公子虔被罚,公子虔恨商鞅入骨。第二次变法施行四年后,公子虔再度犯法。商鞅操起大刀阔斧,毅然决然地处公子虔劓刑。劓刑,就是削割掉鼻子。为了变法,商鞅整得公子虔面目全非,这更加深公子虔的怨毒之心。
公子虔是太子的监督官,负责太子的道德品行,如果太子行为不合道德要求,他有权责指正。商鞅削公子虔的鼻子,在太子的道德监督官上动刀,就是削道德监督官的脸面。
商鞅两度惩治太子的人,毫不顾忌太子的颜面,使太子对商鞅心存忌恨,这也为商鞅埋下了祸根。
改革法令颁布后,商鞅宣布:以法为教。按新法行事的温顺百姓,商鞅大赏特赏。被赏赐的人多是耕田种地优秀,出军作战勇敢者。
在商鞅变法的时期,如果想获得升迁,必须有实际的功劳,比如耕田种地优秀,又比如作战勇猛。有赏便有罚,遵循新法可以获得赏赐,触犯新法便要遭受处罚。
面对触犯新法的人,商鞅决不姑息。有一次,700多个囚徒触犯新法,商鞅手起,700多颗人头马上落地,血溅闹市。
秦国一天天强大,魏国却一天天削弱,秦国需要抓住机会对付魏国。秦孝公十七年,即商鞅第二次变法施行5年后,魏国大败于马陵,将军庞涓被斩,国力大衰。
第二年,商鞅献计献策,建议秦孝公趁魏国元气大伤出征魏国。魏国紧挨周国,是众诸侯争夺的焦点,一旦国力衰微,许多诸侯国便对其虎视眈眈。
商鞅对秦孝公说,魏国地理位置关键,对秦国而言,它就像心腹之患,如果秦国不吞并魏国,魏国就要灭亡秦国。
从地理环境看,魏国占据安邑,西有山川的险要作为护国屏障,东有肥沃的土地。魏国如果强盛,可以向西入侵秦国,如果疲弱,可以退守东边。
此时魏国刚刚败给齐国,实力大削,现在正是对付魏国的最佳时机,所以商鞅建议秦孝公出军,驱赶魏国到东边,抢占黄河和崤山的险要地势,以作为保护国家的屏障。
秦国在西部,土地没有中原的肥沃,还不时受到西边少数民族的侵扰。如果秦国想称霸中原,必然向东发展。在东方,魏国实力不小,首当秦国进军中原的要冲。无论如何,只要秦国向东发展,就必须搬开魏国这块大顽石。
前些年,秦国屡受魏国侵扰,因为魏国害怕秦国向东发展。经过改革,秦国实力大增,必然会对正在衰弱的魏国垂涎不已。
秦孝公很倚重商鞅,所以再次命商鞅领军征战。商鞅是文官而非武将,秦孝公两次都让商鞅带军出征,可见秦国缺乏大将。商鞅不是将军,不擅打仗,让他领兵征战,他只能凭智谋取胜。
魏国曾经败给商鞅,听说此次又是商鞅领大军入侵,于是派公子卬领军迎敌。“百足之虫,死而不僵”,魏国是昔日的大国,大军开动,仍然军威严整,气势骇人。
两军相遇,魏军布阵严谨,法度大开大阖,很有大国风范。秦军将士勇猛异常,人人精神抖擞,渴望擎旗斩将,杀敌立功。然而,秦军布置松散,没有使士气扭成一股绳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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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眼秦军,只见兵将的个人勇猛,不见整体的军威。商鞅看见魏军威武严整,如同一片千年古林,立刻寻思用计。
利用曾经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的经历,商鞅写了一封信给魏军主将公子卬。商鞅说,他和公子卬交好,两人都是主将,不忍心互相攻杀,希望见公子卬一面,杯酒言和,尽兴而欢,兴尽而散。
刚刚败给齐国,又得罪其他诸侯国,魏国如果同秦国开火,相当于引火自焚。如果其他诸侯国利用魏、秦大战之机,趁火打劫,相续出兵攻打魏国,魏国就会灭亡。
挑衅者主动言和,公子卬求之不得,便一口答应。
此次秦国大军出动,耗费不小,商鞅当然不会仅凭感情因素就轻易撤军,何况他一向讲究的是法和理性。再说,当年公叔痤举荐商鞅,魏惠王有眼无珠,罢而不用,这点伤已经清除了他对魏国的怀恋。
公子卬爽爽快快地前来赴宴,连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面对敌人,应该时刻警惕着,如果稍稍放松,必然犯下不可补救的错误。商鞅与公子卬在座上饮酒叙旧,暗地里却已经布置大将冲击魏军。公子卬相信商鞅,遭遇的却是商鞅的扣留。
主将被扣留,生死未卜,面对秦军的突然攻击,魏军大乱。如果单个作战,魏军士气不如秦军,只会输,不会赢。魏军威武骇人的军阵被冲乱后,秦军大举杀入,如虎狼扑入羊群,横行无阻,所向无敌。商鞅的法令强调,斩杀敌首者能被封功拜爵。为了功名爵位,秦兵作战个个勇猛无比。
魏惠王见魏军大势已去,于是请求割地议和。主将无谋,国君懦弱,这是国家败亡的征兆。
秦孝公要求收回河西之地,魏国同意归还。
占据河西之地,一切如商鞅所料,秦国争霸中原的大门被叩开了。河西之地指黄河以西地区,秦国占有后,离魏国更近了,魏国的首都安邑就非常危险。
如果秦军渡过黄河,安邑必然一鼓而破。一旦都城被破,魏国必然彻底消失。秦国就如一只虎视眈眈的猛虎,占据高岗,随时都可能扑向安邑。
面对强敌,魏惠王无能,只会隐忍退让。割让河西之地后,魏惠王又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,向东迁都。魏国这次将都城迁到了边远的大梁。因为迁都一事,魏惠王也被称为梁惠王。
魏国先败给齐国,接着再败给秦国,原本就与魏国有恩怨的其他诸侯国很想趁火打劫,恨不能生吞魏国。势力衰弱后,原本处于中原宝地的魏国感到背腹受敌,西有如狼的秦国,东有如虎的齐国。衰弱的魏国,已经陷入生存的困境,向西要挨打,向东也要挨打。
生存在激烈竞争的战国,如果错失人才,就等于丢弃了自己的未来。魏国抛弃商鞅,一个大国立刻衰落;商鞅辅助秦孝公,一个大国迅速崛起。商鞅的生存证明了一个道理,人才强国。
面对秦国的崛起,魏惠王说了一句伤感的话:“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。”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
秦孝公收回河西之地,万分高兴,封商鞅於、商之地。古人爱以地名称呼人,商鞅中的“商”就来源于商地的“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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