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零六章 赌马(下)
万历十二年的秋天开始,膘肥体壮的骏马不断刷新着马场的速度记录,而整个京师百姓的心思也被搅动的鼎沸。
御史台和六科近乎一拥而上,把周王为首的宗室弹劾的满头大包。一来这赌马确实败坏社会风气,二来弹劾宗室也算是大明的政治正确——老传统了。尤其是宗室改革之后,驻京的王爷们被宗人府和御史密切监控,稍有行差踏错,罚俸都是轻的。
周王挑头办马会之前没想那么多,作为昔日在封地作威作福的太祖后裔,他觉得自己办个马会已经很收敛了。俺也没逼着百姓去赌对不对?相反,按照郑王给出的主意,马会的每张马票有限注,而且每个人买马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十两银子——才二十块银元,这点钱好干什么?
再说了,本朝宣宗爷特别爱玩蛐蛐儿,从江南搜求,好蛐蛐一个就数十两。他老人家赌起来,成百上千的输赢,全国上下都跟着玩的时候也没见哪个挑出来谏止,反倒是做下了“仁宣之治”的功业。
如今太平盛世,锤丸、马球、蹴鞠、橄榄球、射箭、投枪等项目如火如荼,皇上隔三差五就要到京师大学看比赛,有时候还亲自主持开球仪式——这才是太平天子的样子!
俺就在赛马项目里增加点趣味和刺激,怎么就错了?!错哪儿了?那京师蹴鞠行会赌的肚脐眼都是黑的,里面的人有一个算一个,还没有马会里面的铲粪工干净,这帮子御史、给事中咋不叫唤了?
这话糙理不糙,但谁让他是宗室来的呢。蹴鞠行会是商贾办的,御史跟他们叫板丢份儿。因此,周王这倒霉蛋在两个月工夫里就弹章等身,上不得朝不说,还被迫专门聘请一个幕僚帮着写答辩奏章。
虽然弹章等身,但朱翊钧优容宗室,关于赛马的奏章一律留中,御史和给事中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就这样,这马会在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中开张,一路顶着骂名在不到半年的工夫里成长为京师服务业第一大商社。
这御史和给事中的压力还算小可,这京师两大日报的舆论却受不了。周王刚搬到京师的时候,每天都要看报:每一期的“今日说法”和“连载”一个字儿不落,还专门安排人做剪报。若遇到哪天连载断更,他必然要亲自到报社鼓噪一番的。
但最近这报纸没法看。翻开必然有骂他和宗室的,以前郑王因为自身受屈,且小郑王担任格物院院长的关系,在民间名声很好,如今也臭了大街——不知道哪个嘴快的把郑王给周王出主意并参股的事儿抖搂给记者了。
有一天,帮周王写奏章的师爷突然福至心灵,出主意道:“王爷,这报纸也骂不出什么花儿来了,您何不重金买几篇雄文,让报纸给您这身污水洗洗?管着《京师日报》的张元德和《新民日报》的遂安伯还能眼看着您老人家站在这粪坑里不拉一下?”
周王先捂着鼻子皱眉道:“先生,您这话说的腌臜,什么叫站在粪坑里?什么叫‘不拉一下’?你这个‘拉’字用的不好。”
那幕僚脑海中一下子出来画面了,也差点吐了,苦笑着道歉。周王嫌弃归嫌弃,但从善如流,拿着帖子亲自去拜访张元德和陈澍,请这两个家伙帮忙。
这两个开始不敢答应,但周王面子大,也不能硬顶,搞得好生尴尬。——但报纸就是皇帝的喉舌这话早就烂在两人肚子里了,也只能支支吾吾。
过了几天,遂安伯逮到机会请下来旨意,《新民日报》立即派出报社大笔采访周王,决定帮他洗白——从此周王成了《京师日报》一生黑,袭爵的英国公张元功膝盖跟着他弟弟沾包儿中了一箭,周王见着就骂。
这钟记者果然大才,也深谙舆论操控之道,他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,今日在周王府讨论的是最后一篇。这文章先从赌博的起源讲起,又把历朝历代禁赌的法律和诏令梳理了一遍。
文章先说,春秋、战国以降,历代都禁止赌博。禁止赌博法律最严的时期在宋代。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《宋刑统》,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。而在实际的执行中,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,宋太宗时期对赌博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:
“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,诏京城蒲博(赌博)者,开封府捕之,犯者斩。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。开柜坊(赌场)者,并其同罪”。逮住了就砍头,没二话。
其次严厉的是元代。“禁民间赌博,犯者杖七十,流之北地,钱物没入官;官者罢现任,期年后杂职内叙。开张博房之家,罪亦如之......”规定的严厉而且详细。
等到了国朝,太祖在建国之初,曾在南京“建逍遥楼,置赌具于其上,见博弈者、养禽兽者(指斗鸡、斗狗、斗蛐蛐)、游手游食者,拘之入楼,使之逍遥,尽皆饿死。”
嗯,老人家用心很深,玩我让你管够,但围住了逍遥楼不给饭吃,活活饿死你——太祖以此教育人民,赌博不事生产是错误的人生观。
到洪武二十二年,太祖诏令“凡赌博者,解其腕可也。”嗯,抓住了就剁手,就问你怕不怕。
其后除了玩心大的宣宗以外,成祖、宪宗、英宗、孝宗都有关于禁止赌博的诏令,刑罚为赌徒被抓住了张榜枷号、官员则免职、开赌场的流放等。
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,趣味性和考据都有,周王看得津津有味,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:
吊诡的是,刑罚最重,犯者杀头的北宋,赌博之风最为剧烈。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: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。
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“关扑”,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,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。最常见的是“浑纯”或“六纯”——“浑纯”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,“六纯”反之。
扔出来浑纯或六纯,赌资留下,商品买家拿走——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,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。
这种“关扑”流行到什么程度呢?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,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。当然,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,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。
然后文章就问了,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,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?到最后法不责众,谁也管不了——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,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。
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,说理和趣味性兼有,周王看了大长见识。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,写起了禁酒令——
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,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:《战国策》记载,“帝女”,即尧的两个女儿:娥皇、女英,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,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,并说到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”,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。
这算是传说,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:《酒诰》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。其后从春秋战国,秦汉一直到元明,禁酒令多次发布,多次形同虚设。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,跟宋代禁赌一样,“犯者死”——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,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,达到了“熏风酷烈”的程度,上到王公贵族,下到贩夫走卒,凡是能买的起酒的,好些人整天醉醺醺。
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,已经彻底迷糊了——为什么禁酒、禁赌越严厉的时期,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?说不通啊!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!
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,直接抛出论点解释:“赌与酒者,关乎人性,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”——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,只用“禁”字是管不住的。因此禁赌如同“禁酒令”一般,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,随之就是禁令松弛,官民齐犯,法不行矣。
那怎么办呢?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,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。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:
如《论矛盾》所说,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,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。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: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,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,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,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。
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!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——我擦,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、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!
文章接着说,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,包括丧败人伦、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腐败等。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——要禁止也禁止不了,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,赌博和酒一样,都是无法禁绝的。
那如何治理呢,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“如同治水,“堵疏”并用,方能移风易俗,扭转国人好赌之风。”
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,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,划出红线,触之从严论罪;另外,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,禁止私人开设赌场,严禁民家、娼家藏有赌具,违者论罪等。
“疏”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:晓谕地方,推广教化,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;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——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,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;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“娱乐”活动,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,不在禁止之列。
如此法律、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,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,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。
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: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,并抽重税,与财政不无小补;而诸王为了争胜,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——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、短途、负重,越野等项目,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,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。
一篇雄文,有理有据,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,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——遂安伯真是好人啊。
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,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,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。最后,周王的幕僚道:
“咱们国朝宣宗爷,就爱玩促织。从他老人家之后,上至皇帝,下到百姓,就没有不爱赌博的。而且花样翻新,赌具和赌术齐头并进。”
说到此处,他向北一拱手:“圣明如咱们圣上,还不是亲自发明了麻将?虽说是孝行,但如今天下因为麻将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!”
周王听了,笑着点头道:“还是的,那赌徒不赌马,还不是可以打麻将、推牌九、掷骰子?就说这麻将,哪一级官儿敢禁?两宫太后能撕了他!”
钟记者听了心道:“这两货没看懂我这篇文章吧?我写的是不是太文言了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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御史台和六科近乎一拥而上,把周王为首的宗室弹劾的满头大包。一来这赌马确实败坏社会风气,二来弹劾宗室也算是大明的政治正确——老传统了。尤其是宗室改革之后,驻京的王爷们被宗人府和御史密切监控,稍有行差踏错,罚俸都是轻的。
周王挑头办马会之前没想那么多,作为昔日在封地作威作福的太祖后裔,他觉得自己办个马会已经很收敛了。俺也没逼着百姓去赌对不对?相反,按照郑王给出的主意,马会的每张马票有限注,而且每个人买马的最高限额不超过十两银子——才二十块银元,这点钱好干什么?
再说了,本朝宣宗爷特别爱玩蛐蛐儿,从江南搜求,好蛐蛐一个就数十两。他老人家赌起来,成百上千的输赢,全国上下都跟着玩的时候也没见哪个挑出来谏止,反倒是做下了“仁宣之治”的功业。
如今太平盛世,锤丸、马球、蹴鞠、橄榄球、射箭、投枪等项目如火如荼,皇上隔三差五就要到京师大学看比赛,有时候还亲自主持开球仪式——这才是太平天子的样子!
俺就在赛马项目里增加点趣味和刺激,怎么就错了?!错哪儿了?那京师蹴鞠行会赌的肚脐眼都是黑的,里面的人有一个算一个,还没有马会里面的铲粪工干净,这帮子御史、给事中咋不叫唤了?
这话糙理不糙,但谁让他是宗室来的呢。蹴鞠行会是商贾办的,御史跟他们叫板丢份儿。因此,周王这倒霉蛋在两个月工夫里就弹章等身,上不得朝不说,还被迫专门聘请一个幕僚帮着写答辩奏章。
虽然弹章等身,但朱翊钧优容宗室,关于赛马的奏章一律留中,御史和给事中也没什么好办法。就这样,这马会在朝野上下一片骂声中开张,一路顶着骂名在不到半年的工夫里成长为京师服务业第一大商社。
这御史和给事中的压力还算小可,这京师两大日报的舆论却受不了。周王刚搬到京师的时候,每天都要看报:每一期的“今日说法”和“连载”一个字儿不落,还专门安排人做剪报。若遇到哪天连载断更,他必然要亲自到报社鼓噪一番的。
但最近这报纸没法看。翻开必然有骂他和宗室的,以前郑王因为自身受屈,且小郑王担任格物院院长的关系,在民间名声很好,如今也臭了大街——不知道哪个嘴快的把郑王给周王出主意并参股的事儿抖搂给记者了。
有一天,帮周王写奏章的师爷突然福至心灵,出主意道:“王爷,这报纸也骂不出什么花儿来了,您何不重金买几篇雄文,让报纸给您这身污水洗洗?管着《京师日报》的张元德和《新民日报》的遂安伯还能眼看着您老人家站在这粪坑里不拉一下?”
周王先捂着鼻子皱眉道:“先生,您这话说的腌臜,什么叫站在粪坑里?什么叫‘不拉一下’?你这个‘拉’字用的不好。”
那幕僚脑海中一下子出来画面了,也差点吐了,苦笑着道歉。周王嫌弃归嫌弃,但从善如流,拿着帖子亲自去拜访张元德和陈澍,请这两个家伙帮忙。
这两个开始不敢答应,但周王面子大,也不能硬顶,搞得好生尴尬。——但报纸就是皇帝的喉舌这话早就烂在两人肚子里了,也只能支支吾吾。
过了几天,遂安伯逮到机会请下来旨意,《新民日报》立即派出报社大笔采访周王,决定帮他洗白——从此周王成了《京师日报》一生黑,袭爵的英国公张元功膝盖跟着他弟弟沾包儿中了一箭,周王见着就骂。
这钟记者果然大才,也深谙舆论操控之道,他连续写了好几篇文章,今日在周王府讨论的是最后一篇。这文章先从赌博的起源讲起,又把历朝历代禁赌的法律和诏令梳理了一遍。
文章先说,春秋、战国以降,历代都禁止赌博。禁止赌博法律最严的时期在宋代。赵匡胤立国之初制定的法典《宋刑统》,对禁赌有明确的律文。而在实际的执行中,甚至超过了律文限制,宋太宗时期对赌博处罚之重可谓空前绝后:
“淳化二年闰二月己丑,诏京城蒲博(赌博)者,开封府捕之,犯者斩。凡隐匿赌徒不报者与之同罪。开柜坊(赌场)者,并其同罪”。逮住了就砍头,没二话。
其次严厉的是元代。“禁民间赌博,犯者杖七十,流之北地,钱物没入官;官者罢现任,期年后杂职内叙。开张博房之家,罪亦如之......”规定的严厉而且详细。
等到了国朝,太祖在建国之初,曾在南京“建逍遥楼,置赌具于其上,见博弈者、养禽兽者(指斗鸡、斗狗、斗蛐蛐)、游手游食者,拘之入楼,使之逍遥,尽皆饿死。”
嗯,老人家用心很深,玩我让你管够,但围住了逍遥楼不给饭吃,活活饿死你——太祖以此教育人民,赌博不事生产是错误的人生观。
到洪武二十二年,太祖诏令“凡赌博者,解其腕可也。”嗯,抓住了就剁手,就问你怕不怕。
其后除了玩心大的宣宗以外,成祖、宪宗、英宗、孝宗都有关于禁止赌博的诏令,刑罚为赌徒被抓住了张榜枷号、官员则免职、开赌场的流放等。
钟记者写的这些都是正常文字,趣味性和考据都有,周王看得津津有味,然后就见其笔锋一转:
吊诡的是,刑罚最重,犯者杀头的北宋,赌博之风最为剧烈。宋人赌性之重令人瞠目结舌:几乎所有的民生都能与赌博挂边。
例如北宋时期最常见的营销手段叫做“关扑”,卖家标示了商品价格后,买家可以拿一点小钱与卖家对赌。最常见的是“浑纯”或“六纯”——“浑纯”即扔出六枚铜钱全部背面朝上,“六纯”反之。
扔出来浑纯或六纯,赌资留下,商品买家拿走——这是很多穷人进行奢饰品消费的唯一机会,赢得商品的几率大概在一百二十分之一。
这种“关扑”流行到什么程度呢?很多大宋男人被老婆打发到市场上买酱油,结果回家时钱和酱油都没带回家是大概率的事儿。当然,也有极少数本来出去买包咸盐,结果赶了一头猪回家的。
然后文章就问了,为什么赌博就杀头的宋代,老百姓却拿命去赌呢?到最后法不责众,谁也管不了——中国人爱赌博的民风就是从大宋传下来的,历经元代到了国朝后愈演愈烈。
文章写到这里仍有理有据,说理和趣味性兼有,周王看了大长见识。然后老钟再次荡开一笔,写起了禁酒令——
禁酒令几乎与酒同时诞生,咱中国第一道禁酒令是大禹发布的:《战国策》记载,“帝女”,即尧的两个女儿:娥皇、女英,将仪狄酿的酒进献给禹,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,并说到“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”,于是诏令仪狄不要再酿酒了。
这算是传说,但明文记载的禁酒令是周公旦的手笔:《酒诰》是中国第一道禁酒的法令。其后从春秋战国,秦汉一直到元明,禁酒令多次发布,多次形同虚设。元世祖的时候最严厉,跟宋代禁赌一样,“犯者死”——同时也与宋代禁赌一样,元代中国人最爱喝酒,达到了“熏风酷烈”的程度,上到王公贵族,下到贩夫走卒,凡是能买的起酒的,好些人整天醉醺醺。
周王看到这里的时候,已经彻底迷糊了——为什么禁酒、禁赌越严厉的时期,人们违反这法令就越嚣张呢?说不通啊!但这些还都是考据出来的事实!
这姓钟的也没卖关子,直接抛出论点解释:“赌与酒者,关乎人性,无此二者了无生趣也”——这两样与百姓的生活娱乐和人性心理关系太密切了,只用“禁”字是管不住的。因此禁赌如同“禁酒令”一般,无论多严格的诏令顶多管一阵儿,随之就是禁令松弛,官民齐犯,法不行矣。
那怎么办呢?总不能放任赌风炽烈而不管理吧,这玩意对社会管理影响太大了。作者接着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引出了解决办法:
如《论矛盾》所说,事物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,就会引起质变或走向原来的反面。赛马运动诞生和伴生的赌马就是典型的例子:从万历十二年夏末马会开张之后,京师因赌博而发生的犯罪率急剧降低,记者从顺天府拿到数据,最近一个季度此类犯罪发生率降低了四十四个百分点。
这数据太惊人而且太有说服力了!周王看到这儿乐得都找不到北了——我擦,我无意中干了件行善积德、万家生佛的好事儿啊!
文章接着说,赌风甚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管理问题,包括丧败人伦、滋生犯罪乃至助推贪污腐败等。但是面对问题不能一禁了之——要禁止也禁止不了,无论你的管制能力强大到什么程度,赌博和酒一样,都是无法禁绝的。
那如何治理呢,作者强烈建议朝廷要“如同治水,“堵疏”并用,方能移风易俗,扭转国人好赌之风。”
一方面要重申太祖禁令,尤其是严刑峻法管住官员和军人赌博,划出红线,触之从严论罪;另外,朝廷要列出赌具名录,禁止私人开设赌场,严禁民家、娼家藏有赌具,违者论罪等。
“疏”这方面的动作应该有:晓谕地方,推广教化,宣传赌博危害为其一;其二就是将王爷们的赛马商社纳入管理——朝廷总的让民间压抑的赌性有一个出口,让骨子里就喜欢投机的人有发泄的地方;其三是包括打麻将在内的“娱乐”活动,只要赌资不超过一定限度的,不在禁止之列。
如此法律、舆论等手段多管齐下,才能控制住赌博恶习在民间的泛滥,逐步扭转民间好赌的歪风。
文章最后还正面宣传了赛马的好处:官准赛马可限注限制金额,并抽重税,与财政不无小补;而诸王为了争胜,必然多方搜罗珍奇种马——只要在赛制上设立长途、短途、负重,越野等项目,即可利用民间力量培育出各种改良马,对国防和国计民生大有裨益。
一篇雄文,有理有据,看得周王是心花怒放,连声赞颂种记者大才——遂安伯真是好人啊。
拿出百两黄金为谢之后,几个人在书房又闲坐一会儿,周王和幕僚两人没口子称赞了钟记者能有一炷香时间。最后,周王的幕僚道:
“咱们国朝宣宗爷,就爱玩促织。从他老人家之后,上至皇帝,下到百姓,就没有不爱赌博的。而且花样翻新,赌具和赌术齐头并进。”
说到此处,他向北一拱手:“圣明如咱们圣上,还不是亲自发明了麻将?虽说是孝行,但如今天下因为麻将而家破人亡的又有多少!”
周王听了,笑着点头道:“还是的,那赌徒不赌马,还不是可以打麻将、推牌九、掷骰子?就说这麻将,哪一级官儿敢禁?两宫太后能撕了他!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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