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百零五章 问僧(上)
万历六年九月初八,皇长女出生,朱翊钧十六周岁上就做了父亲。对于上辈子并没有孩子的他来说,这是一种极新鲜的体验——仿佛自己又长大了一次一般。
其实按照他最初的想法,最好是等十八岁大婚并且生子,给天下万民做一个晚婚晚育的表率。但是随着他对大明帝国的了解逐渐深入,就越发觉得不能将亲政的日子推到三年之后;而张居正在原时空的寿命,也让他感到时间紧迫,因为从治政能力和威望来说,张居正都是启动并推动变法的不二人选。至于晚婚晚育榜样的事儿——可由潞王和公主们代劳。
朱翊钧对于皇后是心存愧疚的。一方面在庄静嘉心智不成熟的时候让她进入了深宫;另一方面,在庄静嘉身体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,为了让她在自己突然驾崩后取得皇太后的身份,继续推动改革,他还让庄静嘉怀孕了。
为策万全,朱翊钧一年来让医学院深入研究妇女生产技术。医学院没有受她启发,就发明了产钳等助产工具。也在积累了一些手术经验后,试着对放弃希望的难产妇做侧切手术和剖腹产手术。
即便在穿越者直接传授了感染知识的前提下,因为麻醉和消毒手段的落后,侧切术成功率不到七成,剖腹产手术成功率也刚到三成。
在民间,医学院治疗难产的名声已经如同神灵一般。但对于朱翊钧来说,这可怕的成功率和送死没什么区别。无奈之下,在庄静嘉临产时,他竟然拨银子款,安排人到各处祈福。两宫也日日念经祷告,祈祷皇后顺产。李太后还专门下懿旨,把在五台山的紫柏和憨山两位高僧召来,在宫中举办法会祈福。
也许是神灵关照,也许是朱翊钧让皇后加强孕期锻炼起了作用,庄静嘉顺产一个女孩,并未用上医学院的手术室。尽管没有生出儿子,但对于大臣们来说,皇帝皇后的生育能力得到了证明就足以让他们上表祝贺,有些蛋疼的同时要求皇帝在后宫不要继续专宠,以求广种丰收。
在李太后多次警告,陈太后屡次劝谏下,朱翊钧答应两宫,皇后再次怀孕后,他将宠幸其他嫔妃,以广子嗣——毕竟产后抑郁这类事情在后世散布的到处都是,他还想和庄静嘉白头到老,因此更要慎重些。
皇长女出生后,并未起名,满月后就册封为荣昌公主。荣昌公主的诞生,也让后宫其他嫔妃无比眼热。朱翊钧连续发落了几个引他在御花园、西苑等处“偶遇”嫔妃的身边人,才保住了对庄静嘉的“临时忠贞”。
庄静嘉对皇帝的专宠一方面很是陶醉,另一方面也压力山大。朱翊钧为了打消她的顾虑,只好告诉她自己希望皇长子也是嫡子——对两宫他也是如此解释的。
皇帝能在皇后怀孕和生产期间忍住下半身的冲动,也刷新了大明宫廷人士的三观。李太后对比自家夫君,酸溜溜的跟陈太后抱怨,她中出了一个异数——看看世宗和先皇的模样,简直不敢相信皇帝是世宗的后人。
在皇宫内做法事的憨山和尚,是慈圣太后较为欣赏的出家人之一。
有明一代,佛教的发展和太祖颁布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。太祖本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,对佛教管理中存在的弊端非常清楚。他建极以后,认为佛教既有消极的一面,也有重要的辅政作用,因此对于佛教是管理、利用相结合——至于他本人,广造杀业的时候可没有受到佛法的一丝一毫的影响。
出于便于统治和愚民的目的,并尽量减少佛教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。太祖在佛教的推广和管理上制定了细密的宗教管理制度和措施[注1]。
这些制度和诏令对中国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有明一代,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像满清和后世那般泥沙俱下,鱼龙混杂;也没有像在灭佛的朝代中那般,被打压的无处容身。一直不温不火,处于一种健康状态。
虽然嘉靖时期,佛教因为皇帝崇信道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但隆庆帝信仰佛教,并在登基后纠正了嘉靖崇道灭佛的政策。至于他的两位妻子,则崇佛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尤其是李太后,原时空她的崇佛活动,直接在晚明时期让佛教兴盛到了隋唐之后的最高峰。
在隆庆六年,刚秉政的慈圣太后会同冯保、国公朱希忠等权贵,向皇姑寺布施了一口大钟。皇姑寺历来与崇佛的明代宫廷关系密切,李太后布施大钟实际上是向天下展示了当政崇佛的风向标。
李太后带头之后,立即在本就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天下掀起了崇佛的风潮。“京师内外,多置梵刹,动费聚万。”朱翊钧穿越过来后,将李太后用内帑修造梵刹的兴趣转向了蒙古、宁夏和西藏等地。但汉地权贵为了巴结慈圣,布施寺田、金银,远超内帑在边地的投入。
万历二年,礼科给事中梁式题《禁左道三条》,其中言:“今各处大小寺院庵观,不可计数矣......淫祠煽惑于民风。”又言“异端粉饰声容以诳惑愚俗,未有如今日之盛也。”——若不是朱翊钧拦着,李太后恨不能宰了他。
李太后对给事中可以喊打喊杀,但对张居正就不敢这样了。作为套着儒家皮儿的法家门徒,张居正是绝对意义上的无神论者。
在张居正的支持下,礼部连发“禁左道”之令,重申日渐崩坏的太祖《申明佛教榜册》,狠刹佛门无序发展的歪风。而万历初年的慈圣太后,对佛教本义也不是很清楚——拿内帑修碧霞元君的娘娘庙就是明证。面对当时佛门“逾越礼制”、“奢侈稥蘸”的歪风也甚是反感。因此,对张居正有理有据的压制不再反对。
朱翊钧逐步掌握大政之后,李太后有了大量的时间礼佛,且深入的学习佛法,她比原时空更早的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
而中国的宗教,从未取得过中世纪教皇国那般崇高的地位。佛教徒无不深知,“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”,“沙门所作一切佛事,无非为国祝厘,阴翊皇度。”对自己的发展必须依靠皇权是心知肚明的。
作为皇帝的亲生母亲,慈圣太后受到佛门的高度重视。当时名显天下的高僧,无不以到宫中讲法为最神圣的使命。
万历元年,慈圣以“保国选僧诵经”为由,由僧录司宣召高僧入宫讲法,憨山即在其内。
憨山幼时颇有慧根,入法门修习佛法前,其师祖见他聪慧,反倒让他先深研儒家、道家诸般法门,世事洞明的学问也让他学,人情练达方面更有言传身教。
如此一来,憨山剃度后如同开挂,一路勇猛精进,很快闯下偌大的名头。因他深谙世情,为李太后讲法时既能通俗易懂,又能鞭辟入里,将居士修行法门和境界讲的清清楚楚,李太后大悦。
万历五年春天,憨山在修行中发愿,以皇帝当年刺血抄经,为太后祈福为榜样,刺血泥金写经,来报父母深恩。慈圣知道后大受感动,觉得憨山身体力行,打破了“佛教徒抛弃父母家庭,才能断绝尘缘”的谣言,命朱翊钧以皇帝的名义“赐金纸以助”。
同年秋天,紫柏、妙峰、憨山三大高僧,在五台山举办盛大的祈福法会,祝祷皇帝子嗣绵长。这事儿更对上了李太后心思,她除了赞助布施之外,还发愿要在五台山上修建释迦文殊舍利宝塔,来保佑第一个皇子的降生。
到了年底,庄静嘉怀孕的消息确认。李太后可不管亲儿子做了多少努力,立即认定这是五台山法会的作用,在崇佛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等到了庄静嘉要生产时,李太后焉能不找最信任的高僧护法?因此,紫柏和憨山受命,从五台山返回,在已经完工的仁圣寺日夜诵经祈福。等皇后顺产,李太后对朱翊钧说:“看吧,高僧念经,你媳妇顺产,你还能说什么?!”朱翊钧听了,哭笑不得。
但是美中不足的是,李太后认为荣昌公主应该是个男孩嗯,定是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,否则不应该如此。
有疑问当然要问,于是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,憨山大师就被接到养心殿,慈圣和皇帝要亲自问问为什么这皇后头一胎是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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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按照他最初的想法,最好是等十八岁大婚并且生子,给天下万民做一个晚婚晚育的表率。但是随着他对大明帝国的了解逐渐深入,就越发觉得不能将亲政的日子推到三年之后;而张居正在原时空的寿命,也让他感到时间紧迫,因为从治政能力和威望来说,张居正都是启动并推动变法的不二人选。至于晚婚晚育榜样的事儿——可由潞王和公主们代劳。
朱翊钧对于皇后是心存愧疚的。一方面在庄静嘉心智不成熟的时候让她进入了深宫;另一方面,在庄静嘉身体没有发育完全的时候,为了让她在自己突然驾崩后取得皇太后的身份,继续推动改革,他还让庄静嘉怀孕了。
为策万全,朱翊钧一年来让医学院深入研究妇女生产技术。医学院没有受她启发,就发明了产钳等助产工具。也在积累了一些手术经验后,试着对放弃希望的难产妇做侧切手术和剖腹产手术。
即便在穿越者直接传授了感染知识的前提下,因为麻醉和消毒手段的落后,侧切术成功率不到七成,剖腹产手术成功率也刚到三成。
在民间,医学院治疗难产的名声已经如同神灵一般。但对于朱翊钧来说,这可怕的成功率和送死没什么区别。无奈之下,在庄静嘉临产时,他竟然拨银子款,安排人到各处祈福。两宫也日日念经祷告,祈祷皇后顺产。李太后还专门下懿旨,把在五台山的紫柏和憨山两位高僧召来,在宫中举办法会祈福。
也许是神灵关照,也许是朱翊钧让皇后加强孕期锻炼起了作用,庄静嘉顺产一个女孩,并未用上医学院的手术室。尽管没有生出儿子,但对于大臣们来说,皇帝皇后的生育能力得到了证明就足以让他们上表祝贺,有些蛋疼的同时要求皇帝在后宫不要继续专宠,以求广种丰收。
在李太后多次警告,陈太后屡次劝谏下,朱翊钧答应两宫,皇后再次怀孕后,他将宠幸其他嫔妃,以广子嗣——毕竟产后抑郁这类事情在后世散布的到处都是,他还想和庄静嘉白头到老,因此更要慎重些。
皇长女出生后,并未起名,满月后就册封为荣昌公主。荣昌公主的诞生,也让后宫其他嫔妃无比眼热。朱翊钧连续发落了几个引他在御花园、西苑等处“偶遇”嫔妃的身边人,才保住了对庄静嘉的“临时忠贞”。
庄静嘉对皇帝的专宠一方面很是陶醉,另一方面也压力山大。朱翊钧为了打消她的顾虑,只好告诉她自己希望皇长子也是嫡子——对两宫他也是如此解释的。
皇帝能在皇后怀孕和生产期间忍住下半身的冲动,也刷新了大明宫廷人士的三观。李太后对比自家夫君,酸溜溜的跟陈太后抱怨,她中出了一个异数——看看世宗和先皇的模样,简直不敢相信皇帝是世宗的后人。
在皇宫内做法事的憨山和尚,是慈圣太后较为欣赏的出家人之一。
有明一代,佛教的发展和太祖颁布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。太祖本人当过一段时间的和尚,对佛教管理中存在的弊端非常清楚。他建极以后,认为佛教既有消极的一面,也有重要的辅政作用,因此对于佛教是管理、利用相结合——至于他本人,广造杀业的时候可没有受到佛法的一丝一毫的影响。
出于便于统治和愚民的目的,并尽量减少佛教对生产生活的负面影响。太祖在佛教的推广和管理上制定了细密的宗教管理制度和措施[注1]。
这些制度和诏令对中国的佛教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有明一代,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像满清和后世那般泥沙俱下,鱼龙混杂;也没有像在灭佛的朝代中那般,被打压的无处容身。一直不温不火,处于一种健康状态。
虽然嘉靖时期,佛教因为皇帝崇信道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,但隆庆帝信仰佛教,并在登基后纠正了嘉靖崇道灭佛的政策。至于他的两位妻子,则崇佛到了痴迷的地步。尤其是李太后,原时空她的崇佛活动,直接在晚明时期让佛教兴盛到了隋唐之后的最高峰。
在隆庆六年,刚秉政的慈圣太后会同冯保、国公朱希忠等权贵,向皇姑寺布施了一口大钟。皇姑寺历来与崇佛的明代宫廷关系密切,李太后布施大钟实际上是向天下展示了当政崇佛的风向标。
李太后带头之后,立即在本就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天下掀起了崇佛的风潮。“京师内外,多置梵刹,动费聚万。”朱翊钧穿越过来后,将李太后用内帑修造梵刹的兴趣转向了蒙古、宁夏和西藏等地。但汉地权贵为了巴结慈圣,布施寺田、金银,远超内帑在边地的投入。
万历二年,礼科给事中梁式题《禁左道三条》,其中言:“今各处大小寺院庵观,不可计数矣......淫祠煽惑于民风。”又言“异端粉饰声容以诳惑愚俗,未有如今日之盛也。”——若不是朱翊钧拦着,李太后恨不能宰了他。
李太后对给事中可以喊打喊杀,但对张居正就不敢这样了。作为套着儒家皮儿的法家门徒,张居正是绝对意义上的无神论者。
在张居正的支持下,礼部连发“禁左道”之令,重申日渐崩坏的太祖《申明佛教榜册》,狠刹佛门无序发展的歪风。而万历初年的慈圣太后,对佛教本义也不是很清楚——拿内帑修碧霞元君的娘娘庙就是明证。面对当时佛门“逾越礼制”、“奢侈稥蘸”的歪风也甚是反感。因此,对张居正有理有据的压制不再反对。
朱翊钧逐步掌握大政之后,李太后有了大量的时间礼佛,且深入的学习佛法,她比原时空更早的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
而中国的宗教,从未取得过中世纪教皇国那般崇高的地位。佛教徒无不深知,“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”,“沙门所作一切佛事,无非为国祝厘,阴翊皇度。”对自己的发展必须依靠皇权是心知肚明的。
作为皇帝的亲生母亲,慈圣太后受到佛门的高度重视。当时名显天下的高僧,无不以到宫中讲法为最神圣的使命。
万历元年,慈圣以“保国选僧诵经”为由,由僧录司宣召高僧入宫讲法,憨山即在其内。
憨山幼时颇有慧根,入法门修习佛法前,其师祖见他聪慧,反倒让他先深研儒家、道家诸般法门,世事洞明的学问也让他学,人情练达方面更有言传身教。
如此一来,憨山剃度后如同开挂,一路勇猛精进,很快闯下偌大的名头。因他深谙世情,为李太后讲法时既能通俗易懂,又能鞭辟入里,将居士修行法门和境界讲的清清楚楚,李太后大悦。
万历五年春天,憨山在修行中发愿,以皇帝当年刺血抄经,为太后祈福为榜样,刺血泥金写经,来报父母深恩。慈圣知道后大受感动,觉得憨山身体力行,打破了“佛教徒抛弃父母家庭,才能断绝尘缘”的谣言,命朱翊钧以皇帝的名义“赐金纸以助”。
同年秋天,紫柏、妙峰、憨山三大高僧,在五台山举办盛大的祈福法会,祝祷皇帝子嗣绵长。这事儿更对上了李太后心思,她除了赞助布施之外,还发愿要在五台山上修建释迦文殊舍利宝塔,来保佑第一个皇子的降生。
到了年底,庄静嘉怀孕的消息确认。李太后可不管亲儿子做了多少努力,立即认定这是五台山法会的作用,在崇佛的道路上越陷越深。
等到了庄静嘉要生产时,李太后焉能不找最信任的高僧护法?因此,紫柏和憨山受命,从五台山返回,在已经完工的仁圣寺日夜诵经祈福。等皇后顺产,李太后对朱翊钧说:“看吧,高僧念经,你媳妇顺产,你还能说什么?!”朱翊钧听了,哭笑不得。
但是美中不足的是,李太后认为荣昌公主应该是个男孩嗯,定是在某个环节出了问题,否则不应该如此。
有疑问当然要问,于是九月十九日观音菩萨出家日,憨山大师就被接到养心殿,慈圣和皇帝要亲自问问为什么这皇后头一胎是女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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