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九十三章 余波
征缅军的露布飞捷,没有坐船,而是先到云南,然后快马穿越整个帝国。
露布所到之处,各大小驿站,城池都知道帝国征缅军打了大胜仗,阵斩缅甸国主。南方桀骜不驯的各大小土司,待消息传到深山之后,都老实了好多,地方官治理难度大减。
《帝国南京日报》随之发表社论,向民间宣贯征缅的起因,分析了利弊——无非保家卫国,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道理。
经过几年来渲染民族主义文学作品和报纸宣传的养成,帝国南方识字率较高的城市,产生了较强的民族凝聚力。而且征缅军并未像英宗时期三征麓川动员了整个南中国,枪炮、弹药都由京师转运,万人新军的粮草云南应付毫不费力——至于跟着打酱油的五万人,本就是云南本地兵和土司兵的混杂,并不额外耗费多少钱粮。
因此,没有感到战争压力的江南,对于新军攻伐缅甸,取得大胜是喜闻乐见的。报纸上偶尔有些议论,例如:“得其地不可居,得其民不可使,何若宽其斧钱之诛,兴我羽旄之舞”,还有“王师不可轻出,夷性不可骤训,地险不可用众,客兵不可久淹”之类,随即就被有组织的反驳文章批驳的不成气候。
南京日报批驳扩地无用论最有力的文章来自王世贞。他和南京日报的东主冯邦宁,已经结了八拜之交,成了好哥们。因为王家被流放东北的五个孩子都是冯邦宁给弄回来的。
皇帝大婚时一定大赦天下,朱翊钧也不能过于标新立异了。但为了法律的严肃性,大赦天下仅限于四十五岁以上、非十恶之罪者,王家被流放的都是年轻人,不在范围内。
王世贞无奈之下,找到了冯邦宁。冯邦宁拜托了他的干爹李秀山,又派人不知在东北做了些什么文章,王家几人都被放归。经此一事,王世贞兄弟两个把冯邦宁感激到了骨头里。
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进步可能的王世贞,经历了家庭的大变故,也到道家、佛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。尤其拜了昙阳子为师,关于儒释道三者关系的文章发了好多篇后,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比肩先哲,在南方士林的名声更甚往昔。
王先哲尽管牛的不要不要,但冯老板却是他的命中克星。随着他在《南京日报》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,自家在买地、救人等多方面求到冯邦宁也越来越多之后,他本人在冯保伯侄的掌中也越陷越深。
万历四年,冯邦宁建议王世贞将《鸣凤记》修改一下,趁着昆曲兴盛的东风,把自己的文名再往上推一推。王世贞当然乐意,他和冯保一样,都恨张居正入骨——至于写文章皮里阳秋,写暗讽世情,本就是王世贞的看家本领,冯保都不用通过冯邦宁提点他。
张文明遇刺后,王世贞差点吓死。刺客唱着《鸣凤记》把张居正他爹杀了,王家搞不好要全给张老爷子陪葬。待白色恐怖弥漫全国,《鸣凤记》中包含的政治隐喻也被人无限引申、挖掘——王世贞敢指天誓日,士林众人对《鸣凤记》的阅读理解绝对超纲!
然而,王家自从跌入谷底之后,仿佛身上有了保护罩一般。锦衣卫大索天下期间,连找王世贞问话的人都没有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,对冯邦宁身后的势力越发看不透——李秀山的能力固然能保住自己,但连问话都没有绝对夸张。
因此,对于冯邦宁的指令,王世贞毫无反感。其实他的思想从层次上来说,已经近乎形而上学,理所当然的认为战争、土地和财富这些东西都很扯淡。但接到冯邦宁的传信之后,王世贞接受的也很顺滑,完全无抵触感,他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个爱国者,鼓吹战争理所当然。
喉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,也是朱翊钧在亲政之后就敢变法的最大底气。新军固然能扫平反叛,但变革引发叛乱乃至内战,却不是朱翊钧所愿。因此,掌握了舆论利器,就握住了大半人心。
因此,冯保在无旨越线之后,还能得保首领,一方面冯保所为在客观上推动了丁忧制度的改革;另一方面,也给朱翊钧消灭变法反对者提供了道义制高点;最后,在掌握江南舆论、人心方面,冯保确实也不可或缺。
当然,冯保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,才会在朱翊钧揭破之后心丧若死。且经过“赐死”之后,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越线的后果。
随着露布飞捷的北上,江南、两江的民间关于缅甸的信息,也跟着战地记者的报道大规模流传:“缅甸多金玉,盛产稻米。”要发财,去缅甸;要饱腹,也可以去缅甸。据说因为天气热,那里的树上终年生有可食的香甜果实,就是做个懒汉,也饿不死。
于是,苦于东北天寒地冻,不敢下定决心移民的南方贫民,有些就动了迁移到缅甸的心思。随后,更有吸引力的说法也出现了:因为缅甸国主几十年来穷兵黩武,缅甸壮年男子大半都亡在沙场,整个东吁王朝女多男少,只要汉儿愿意去定居,一妻二妾起步——若是你身体壮实,娶十个八个的都不用彩礼钱。
这下子得知消息的光棍男子都动心了,因为人多地少,多年来溺杀女婴导致的人口失衡终于有了解决途径。各地传讲缅甸消息的人口沫横飞,恨不得自己抛弃妻子也能去过过瘾:
“咳,这缅甸男人有福。他们只管打仗,修房子。地里的活儿是一点不干的,都是女人干。”
“我们这里女人也做地里活,没甚了不得。”
“你一个老婆都没有的人,到那里三个老婆伺候,两个下地干活,一个用来生娃,还不美死?”
“咦,让你这样一说好像是美滴很。那把你家黄脸婆送我可行?你去娶三个,我就要一个。”
“哇艹,我说你看我老婆的目光不对劲儿,早就瞄上了吧!我嫩死你!”
这种随意的讲说当然带不来实际的行动,正如已经返京的张居正跟朱翊钧判断的那样,中国人永远故土难离。除了战争和饥荒,中国人不会离开祖先的土地,而离开故乡的人不管走了多远,还永远都想着落叶归根——埋在自己父母的坟地下边。
张居正是皇帝先后下旨“赐葬”、“赐祭”、“荫子、孙”等等恤典没完没了,以人臣不宜受非分之礼的理由高调返京的——坐的正是皇帝所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。从北到南,被清理了一遍的官场、民间,除了对张居正逢迎之外,连一个唱反调的也没遇到。
当然,张居正没遇到不代表朝廷中没有,张居正回京之后,就有领大理寺卿加衔,正在西安一带进行终审判决的海瑞老兄的弹劾奏章也到了。
海瑞虽然干着繁重的流动最高法工作,但对皇帝负责对人民热爱的精神头一点没落。凡是觉得施政不对,不妥的地方必有弹劾奏章。
张居正父亲遇刺,海瑞先是捎了封信安慰,随即因为张文明案皇帝大张旗鼓,海瑞立即上本劝谏皇帝不能瞎鸡儿搞,乱冤枉人。
等张居正父亲的案子告一段落,张居正坐着三十二人抬大轿子高调返京,海瑞知道了又是一顿炮火对着张居正去了,张居正看见了海瑞弹章也挺高兴——这才能顺利成章的把这皇帝的恩典推掉。
张居正回京时,就差几天就过年了。待见过了朱翊钧,张居正各种谢恩,朱翊钧反复慰问不再细表。两人商量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缅甸,毕竟国之大事,不能有半点轻忽。
朱翊钧笑道:“万万想不到,仗打的这么顺利,轻松遇到了缅军主力不说,还一战杀了莽应龙——如此一来,此前计划的缅甸攻略都要调整了。”
张居正点头称是,先恭贺皇上洪福齐天,才能胜于万里之外。随即说道:“此前朝廷不过是重申声教,稳住三宣六慰的金字红牌权威,并无占其地,绝其国的想法。现如今他既然已无主力,那可要好好斟酌,如何摆布这缅甸为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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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布所到之处,各大小驿站,城池都知道帝国征缅军打了大胜仗,阵斩缅甸国主。南方桀骜不驯的各大小土司,待消息传到深山之后,都老实了好多,地方官治理难度大减。
《帝国南京日报》随之发表社论,向民间宣贯征缅的起因,分析了利弊——无非保家卫国,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道理。
经过几年来渲染民族主义文学作品和报纸宣传的养成,帝国南方识字率较高的城市,产生了较强的民族凝聚力。而且征缅军并未像英宗时期三征麓川动员了整个南中国,枪炮、弹药都由京师转运,万人新军的粮草云南应付毫不费力——至于跟着打酱油的五万人,本就是云南本地兵和土司兵的混杂,并不额外耗费多少钱粮。
因此,没有感到战争压力的江南,对于新军攻伐缅甸,取得大胜是喜闻乐见的。报纸上偶尔有些议论,例如:“得其地不可居,得其民不可使,何若宽其斧钱之诛,兴我羽旄之舞”,还有“王师不可轻出,夷性不可骤训,地险不可用众,客兵不可久淹”之类,随即就被有组织的反驳文章批驳的不成气候。
南京日报批驳扩地无用论最有力的文章来自王世贞。他和南京日报的东主冯邦宁,已经结了八拜之交,成了好哥们。因为王家被流放东北的五个孩子都是冯邦宁给弄回来的。
皇帝大婚时一定大赦天下,朱翊钧也不能过于标新立异了。但为了法律的严肃性,大赦天下仅限于四十五岁以上、非十恶之罪者,王家被流放的都是年轻人,不在范围内。
王世贞无奈之下,找到了冯邦宁。冯邦宁拜托了他的干爹李秀山,又派人不知在东北做了些什么文章,王家几人都被放归。经此一事,王世贞兄弟两个把冯邦宁感激到了骨头里。
在政治上完全失去了进步可能的王世贞,经历了家庭的大变故,也到道家、佛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和平衡。尤其拜了昙阳子为师,关于儒释道三者关系的文章发了好多篇后,觉得自己在思想上已经比肩先哲,在南方士林的名声更甚往昔。
王先哲尽管牛的不要不要,但冯老板却是他的命中克星。随着他在《南京日报》上发的文章越来越多,自家在买地、救人等多方面求到冯邦宁也越来越多之后,他本人在冯保伯侄的掌中也越陷越深。
万历四年,冯邦宁建议王世贞将《鸣凤记》修改一下,趁着昆曲兴盛的东风,把自己的文名再往上推一推。王世贞当然乐意,他和冯保一样,都恨张居正入骨——至于写文章皮里阳秋,写暗讽世情,本就是王世贞的看家本领,冯保都不用通过冯邦宁提点他。
张文明遇刺后,王世贞差点吓死。刺客唱着《鸣凤记》把张居正他爹杀了,王家搞不好要全给张老爷子陪葬。待白色恐怖弥漫全国,《鸣凤记》中包含的政治隐喻也被人无限引申、挖掘——王世贞敢指天誓日,士林众人对《鸣凤记》的阅读理解绝对超纲!
然而,王家自从跌入谷底之后,仿佛身上有了保护罩一般。锦衣卫大索天下期间,连找王世贞问话的人都没有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,对冯邦宁身后的势力越发看不透——李秀山的能力固然能保住自己,但连问话都没有绝对夸张。
因此,对于冯邦宁的指令,王世贞毫无反感。其实他的思想从层次上来说,已经近乎形而上学,理所当然的认为战争、土地和财富这些东西都很扯淡。但接到冯邦宁的传信之后,王世贞接受的也很顺滑,完全无抵触感,他甚至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个爱国者,鼓吹战争理所当然。
喉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,也是朱翊钧在亲政之后就敢变法的最大底气。新军固然能扫平反叛,但变革引发叛乱乃至内战,却不是朱翊钧所愿。因此,掌握了舆论利器,就握住了大半人心。
因此,冯保在无旨越线之后,还能得保首领,一方面冯保所为在客观上推动了丁忧制度的改革;另一方面,也给朱翊钧消灭变法反对者提供了道义制高点;最后,在掌握江南舆论、人心方面,冯保确实也不可或缺。
当然,冯保自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,才会在朱翊钧揭破之后心丧若死。且经过“赐死”之后,他已经彻底明白了自己越线的后果。
随着露布飞捷的北上,江南、两江的民间关于缅甸的信息,也跟着战地记者的报道大规模流传:“缅甸多金玉,盛产稻米。”要发财,去缅甸;要饱腹,也可以去缅甸。据说因为天气热,那里的树上终年生有可食的香甜果实,就是做个懒汉,也饿不死。
于是,苦于东北天寒地冻,不敢下定决心移民的南方贫民,有些就动了迁移到缅甸的心思。随后,更有吸引力的说法也出现了:因为缅甸国主几十年来穷兵黩武,缅甸壮年男子大半都亡在沙场,整个东吁王朝女多男少,只要汉儿愿意去定居,一妻二妾起步——若是你身体壮实,娶十个八个的都不用彩礼钱。
这下子得知消息的光棍男子都动心了,因为人多地少,多年来溺杀女婴导致的人口失衡终于有了解决途径。各地传讲缅甸消息的人口沫横飞,恨不得自己抛弃妻子也能去过过瘾:
“咳,这缅甸男人有福。他们只管打仗,修房子。地里的活儿是一点不干的,都是女人干。”
“我们这里女人也做地里活,没甚了不得。”
“你一个老婆都没有的人,到那里三个老婆伺候,两个下地干活,一个用来生娃,还不美死?”
“咦,让你这样一说好像是美滴很。那把你家黄脸婆送我可行?你去娶三个,我就要一个。”
“哇艹,我说你看我老婆的目光不对劲儿,早就瞄上了吧!我嫩死你!”
这种随意的讲说当然带不来实际的行动,正如已经返京的张居正跟朱翊钧判断的那样,中国人永远故土难离。除了战争和饥荒,中国人不会离开祖先的土地,而离开故乡的人不管走了多远,还永远都想着落叶归根——埋在自己父母的坟地下边。
张居正是皇帝先后下旨“赐葬”、“赐祭”、“荫子、孙”等等恤典没完没了,以人臣不宜受非分之礼的理由高调返京的——坐的正是皇帝所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。从北到南,被清理了一遍的官场、民间,除了对张居正逢迎之外,连一个唱反调的也没遇到。
当然,张居正没遇到不代表朝廷中没有,张居正回京之后,就有领大理寺卿加衔,正在西安一带进行终审判决的海瑞老兄的弹劾奏章也到了。
海瑞虽然干着繁重的流动最高法工作,但对皇帝负责对人民热爱的精神头一点没落。凡是觉得施政不对,不妥的地方必有弹劾奏章。
张居正父亲遇刺,海瑞先是捎了封信安慰,随即因为张文明案皇帝大张旗鼓,海瑞立即上本劝谏皇帝不能瞎鸡儿搞,乱冤枉人。
等张居正父亲的案子告一段落,张居正坐着三十二人抬大轿子高调返京,海瑞知道了又是一顿炮火对着张居正去了,张居正看见了海瑞弹章也挺高兴——这才能顺利成章的把这皇帝的恩典推掉。
张居正回京时,就差几天就过年了。待见过了朱翊钧,张居正各种谢恩,朱翊钧反复慰问不再细表。两人商量的第一件正经事就是缅甸,毕竟国之大事,不能有半点轻忽。
朱翊钧笑道:“万万想不到,仗打的这么顺利,轻松遇到了缅军主力不说,还一战杀了莽应龙——如此一来,此前计划的缅甸攻略都要调整了。”
张居正点头称是,先恭贺皇上洪福齐天,才能胜于万里之外。随即说道:“此前朝廷不过是重申声教,稳住三宣六慰的金字红牌权威,并无占其地,绝其国的想法。现如今他既然已无主力,那可要好好斟酌,如何摆布这缅甸为好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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