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6章 商人代表会议
“这内阁本就非太祖所创立,要是按照祖制,朕就应该解散内阁。既然几位祖宗设立内阁而不废除,又把当初咨询国事的内阁大学士,建成了掌控外廷的内阁阁老,可见内阁制度是适应了我大明治理国家的需要的。
再说了,朕也没打算全面恢复古之丞相一职。丞相一职总揽一国之军政大权,大小事务无不包容。老实说这么一个不受控制的丞相在宫外,朕也一样睡不着觉。”朱由检很坦白的说了自己对丞相职位的看法。
黄立极原本有些滚烫的内心,顿时有些发凉。不知道这崇祯一会要复相,一会说不是恢复丞相,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朱由检只是停顿了下,就接着说道:“朕打算重新梳理六部九卿的官职,把各部官员的权利范围及职责全部确认,并制定成文字。
内阁在六部之上,执掌大明的行政权,但不得干涉军事和司法。内阁采取首相负责制,只要内阁多数成员同意,六部尚书以下均可直接免职,不必征求朕的同意。但六部尚书和内阁成员的任免,必须要经过朕的同意。
吏部和户部尚书必须入阁,前者为次相,后者为财相。六部九卿之中,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要重新厘定权责。刑部管理缉捕,都察院负责诉讼,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审判。此三者直接向朕负责,内阁可以监督和申斥但不能干预。
至于兵部则和五军都督府合一,兵部尚书同样向朕负责,内阁无权干预。至于内阁成员的数量规定,阁员的权力分配和职责范围,就由首辅你召集朝中官员拟定。不过内阁首相,必须实行任期制度,每一任期为5年,连任不得超过两届。”
作为一名资深官僚,崇祯这简化版的三权分立的奥妙,黄立极很快就领悟了,这是帝王平衡臣下的权力之术。不过内阁的权力明确固定下来之后,看上去不仅没有扩大,反而似乎比之前还变小了。
但是内阁权力以文字规定之后,内阁位于六部之上的地位,却得到了法理依据的支持。在以往,虽然内阁号称是实相,但是碰到一些强势的六部尚书,内阁发出的命令却一样会被抵制。
这就是因为内阁存在的法理依据不足,按照内阁成立时的书面文字解释,内阁的权力只是为皇帝拟旨和提建议而已。要是皇帝不采纳内阁的意见,理论上内阁并无权力约束六部。
而一些资格较老的重臣,或是和皇帝关系更为亲密的尚书,完全可以不理会内阁发出的命令,因为凭借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,可以从内廷直接否定内阁拟定的命令。没有司礼监的批红,换句话说,没有皇帝的认可,内阁的命令就是废纸一张。
现在崇祯虽然从六部九卿中剔除了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兵部四个部门,但是却把其他部门直接放在了内阁之下。也就是说内阁今后发出命令,只要皇帝不反对,这些部门就必须要遵照执行。
从同意到反对,看似区别不大。但是权力的高下却是天壤之别。内阁和六部原本必须要经过内廷才能发生联系,现在却成了上下级单位。光是这点,内阁的权力就得到了大大的增强。
至于军权和司法权力的剥离,黄立极虽然有些惋惜,但却认为这是正确的,毕竟行政、司法、财赋、军事、人事五大权力,首相已经占据了三个。如果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身上,先不说他会不会被东林党人喷成想要谋朝篡位的奸贼,首先崇祯应该是睡不着觉了。
黄立极想要的是成就一番功业,而不是想要做代汉自立的曹操,且这位崇祯皇帝也不大像懦弱的汉献帝。以黄立极对朱家历代皇帝的性格分析,他要真当了个五权归一的真丞相,恐怕事成之后,他就得去见前辈胡惟庸了。
黄立极细细的推敲了一遍,认为这样修改之后的官制,比现在这个含糊不清的内阁+六部九卿制,权力倒要明晰了许多。且军事、行政、司法三权互相牵制,结构上倒是变得更为稳定了。
但是这些不是重点,重点是崇祯到底想要怎么加商人的税收。如果崇祯只是蛮横的想要一纸诏书,就把增加商税的事推行下去,以黄立极对底层官吏的了解,这些官吏们只会借着这个名义去勒索良民,而不是真正的找那些势家豪族经营的产业收税。
到时候黑锅是崇祯和他这个首相背了,但是国库收入没增加多少不说,反而肥了那帮底层小吏。
而最可忧虑的是,要是因此导致天下商人罢市,比如江南一带的百姓多以桑蚕、织布为业,一旦他们无法出售自己的出产,换不回粮食糊口,则江南必定会发生民变。
山陕一带发生民变,朝臣最多也是震惊一下,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,除了几个山陕出身的官员比较焦虑。但是要是大明半财赋的江南之地出了民变,那么朝中官员都要坐卧不安了。
不仅仅是京城官员和皇室需要来自江南的税米给养,就是九边的将士都需要来自江南的税赋养家糊口。山陕生变、辽东生变都不过是大明边角之患,但是要是大明腹心江南生变,马上就是天下大乱的征兆。
到时候,就算他把首辅改成了首相,也一样改变不了被免职问责的下场。如此一来,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跟随崇祯进行政治改革,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他可不是张居正这种为国不顾惜身的政治家,而只是一个顾惜生命的老官僚而已。
黄立极听完了朱由检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想法,再次坚定的询问道:“然则,陛下打算如何增加商税,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,增加的税额为多少?”
把内阁权力用正式成文法规定下来,都没有让黄立极迷昏了头脑,脱口答应跟随自己进行改革,这无疑让朱由检有些挫败感。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,朱由检一定不会想要说出最后的预备计划。
在朱由检的计划中,如果黄立极可以有担当一些,帮自己扛着士林清流的非议,他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方案。因为这个方案变数太多,实在是不符合他想要把一切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设想。
朱由检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,才故作平静的说道:“如何增加商税,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,增加的税额为多少?不管我们提出的数额多么细小,也会遭到商人的反对,和经商士人的阻扰。所以,我打算把这个权力交给纳税商人自己来决定,他们应该交纳多少税收,和怎么收税。”
“交给商人自己决定?陛下,这些商人怎么可能同意给自己加税?他们不给自己减税就不错了。”黄立极哑然失笑的批评了崇祯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。
“不是由商人来决定,而是由纳税商人来决定。”朱由检再次强调了一遍。
黄立极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说道:“这商人和纳税商人不是一回事吗?”
“当然不是,纳税商人基本上都是和士人没什么瓜葛,反而是地方缙绅打压的对象。那些和士族有关系的商人,不是不纳税,就是只缴纳了很少的税收。
我不觉得这些纳税商人会反对,废除士人优免商税的政策。这相当于是私盐和官盐在市场公开竞争,不缴纳税赋的士商其实和私盐贩子没什么区别。
让这些纳税商人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士商优免条款,大约是不太可能,但是如果让他们无记名投票废除竞争对手的优惠,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缺乏这种勇气。
所以朕打算召开一个大明商税讨论会,召集各省商人进京讨论大明商税的改革。两京十三省,各召集10名商人,陕北、陕西、安徽、江浙赣、闽粤8地人数倍之,共召集230名商人代表。其中年纳税在10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,5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,100两以下者取三分之一。
有了这些商人自己定下的规矩,想必那些天天把与民争利挂在嘴边的清流,这下也无话可说了。”
黄立极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崇祯这个危险的想法,作为一名士人,虽然他不介意亲族从事商业,也不介意接受商人的馈赠。但是他绝对反对商人涉及政治,这是潜藏在大明儒者中的潜意识。
征收商税这种事务,应该是由文官来决定,而不是鄙贱的商人自己决定。这完全破坏了封建伦常秩序。但是黄立极反对的声音到了喉咙口,却发不出来。
他知道,如果他反对了这个主意,那么就意味着他要自己承担推行商税改革的责任。增加商税的政策出自自己还是出自商人,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。
由他来提出全盘的税收改革计划,被侵占了利益的商人们,必定把他恨之入骨,而言官清流肯定会攻击他这是在盘剥小民。而召开商人代表得出了增加商税的决议,于他个人是脱离了政治责任,但是这明显是违背了大明,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潜规则。
召开商人代表会议,对他个人的政治责任是大有好处的,也就是说,他可以把改革有可能出现的问题,推给制定了错误政策的商人代表会议。但是对整个大明的文官政治是不利的,这无疑破坏了大明文官治政的传统,为商人直接干涉政治破开了一道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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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说了,朕也没打算全面恢复古之丞相一职。丞相一职总揽一国之军政大权,大小事务无不包容。老实说这么一个不受控制的丞相在宫外,朕也一样睡不着觉。”朱由检很坦白的说了自己对丞相职位的看法。
黄立极原本有些滚烫的内心,顿时有些发凉。不知道这崇祯一会要复相,一会说不是恢复丞相,到底是什么意思。
朱由检只是停顿了下,就接着说道:“朕打算重新梳理六部九卿的官职,把各部官员的权利范围及职责全部确认,并制定成文字。
内阁在六部之上,执掌大明的行政权,但不得干涉军事和司法。内阁采取首相负责制,只要内阁多数成员同意,六部尚书以下均可直接免职,不必征求朕的同意。但六部尚书和内阁成员的任免,必须要经过朕的同意。
吏部和户部尚书必须入阁,前者为次相,后者为财相。六部九卿之中,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要重新厘定权责。刑部管理缉捕,都察院负责诉讼,大理寺负责司法解释和审判。此三者直接向朕负责,内阁可以监督和申斥但不能干预。
至于兵部则和五军都督府合一,兵部尚书同样向朕负责,内阁无权干预。至于内阁成员的数量规定,阁员的权力分配和职责范围,就由首辅你召集朝中官员拟定。不过内阁首相,必须实行任期制度,每一任期为5年,连任不得超过两届。”
作为一名资深官僚,崇祯这简化版的三权分立的奥妙,黄立极很快就领悟了,这是帝王平衡臣下的权力之术。不过内阁的权力明确固定下来之后,看上去不仅没有扩大,反而似乎比之前还变小了。
但是内阁权力以文字规定之后,内阁位于六部之上的地位,却得到了法理依据的支持。在以往,虽然内阁号称是实相,但是碰到一些强势的六部尚书,内阁发出的命令却一样会被抵制。
这就是因为内阁存在的法理依据不足,按照内阁成立时的书面文字解释,内阁的权力只是为皇帝拟旨和提建议而已。要是皇帝不采纳内阁的意见,理论上内阁并无权力约束六部。
而一些资格较老的重臣,或是和皇帝关系更为亲密的尚书,完全可以不理会内阁发出的命令,因为凭借他们和皇帝之间的关系,可以从内廷直接否定内阁拟定的命令。没有司礼监的批红,换句话说,没有皇帝的认可,内阁的命令就是废纸一张。
现在崇祯虽然从六部九卿中剔除了刑部、大理寺、都察院、兵部四个部门,但是却把其他部门直接放在了内阁之下。也就是说内阁今后发出命令,只要皇帝不反对,这些部门就必须要遵照执行。
从同意到反对,看似区别不大。但是权力的高下却是天壤之别。内阁和六部原本必须要经过内廷才能发生联系,现在却成了上下级单位。光是这点,内阁的权力就得到了大大的增强。
至于军权和司法权力的剥离,黄立极虽然有些惋惜,但却认为这是正确的,毕竟行政、司法、财赋、军事、人事五大权力,首相已经占据了三个。如果这些权力全部集中在首相身上,先不说他会不会被东林党人喷成想要谋朝篡位的奸贼,首先崇祯应该是睡不着觉了。
黄立极想要的是成就一番功业,而不是想要做代汉自立的曹操,且这位崇祯皇帝也不大像懦弱的汉献帝。以黄立极对朱家历代皇帝的性格分析,他要真当了个五权归一的真丞相,恐怕事成之后,他就得去见前辈胡惟庸了。
黄立极细细的推敲了一遍,认为这样修改之后的官制,比现在这个含糊不清的内阁+六部九卿制,权力倒要明晰了许多。且军事、行政、司法三权互相牵制,结构上倒是变得更为稳定了。
但是这些不是重点,重点是崇祯到底想要怎么加商人的税收。如果崇祯只是蛮横的想要一纸诏书,就把增加商税的事推行下去,以黄立极对底层官吏的了解,这些官吏们只会借着这个名义去勒索良民,而不是真正的找那些势家豪族经营的产业收税。
到时候黑锅是崇祯和他这个首相背了,但是国库收入没增加多少不说,反而肥了那帮底层小吏。
而最可忧虑的是,要是因此导致天下商人罢市,比如江南一带的百姓多以桑蚕、织布为业,一旦他们无法出售自己的出产,换不回粮食糊口,则江南必定会发生民变。
山陕一带发生民变,朝臣最多也是震惊一下,然后该干嘛就干嘛去,除了几个山陕出身的官员比较焦虑。但是要是大明半财赋的江南之地出了民变,那么朝中官员都要坐卧不安了。
不仅仅是京城官员和皇室需要来自江南的税米给养,就是九边的将士都需要来自江南的税赋养家糊口。山陕生变、辽东生变都不过是大明边角之患,但是要是大明腹心江南生变,马上就是天下大乱的征兆。
到时候,就算他把首辅改成了首相,也一样改变不了被免职问责的下场。如此一来,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跟随崇祯进行政治改革,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他可不是张居正这种为国不顾惜身的政治家,而只是一个顾惜生命的老官僚而已。
黄立极听完了朱由检的政治改革的基本想法,再次坚定的询问道:“然则,陛下打算如何增加商税,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,增加的税额为多少?”
把内阁权力用正式成文法规定下来,都没有让黄立极迷昏了头脑,脱口答应跟随自己进行改革,这无疑让朱由检有些挫败感。如果不是到了现在这个地步,朱由检一定不会想要说出最后的预备计划。
在朱由检的计划中,如果黄立极可以有担当一些,帮自己扛着士林清流的非议,他实在是不想说出这个方案。因为这个方案变数太多,实在是不符合他想要把一切变化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设想。
朱由检忍不住深呼吸了一口气,才故作平静的说道:“如何增加商税,向哪些商人增加税款,增加的税额为多少?不管我们提出的数额多么细小,也会遭到商人的反对,和经商士人的阻扰。所以,我打算把这个权力交给纳税商人自己来决定,他们应该交纳多少税收,和怎么收税。”
“交给商人自己决定?陛下,这些商人怎么可能同意给自己加税?他们不给自己减税就不错了。”黄立极哑然失笑的批评了崇祯有些异想天开的想法。
“不是由商人来决定,而是由纳税商人来决定。”朱由检再次强调了一遍。
黄立极有些茫然不知所措的说道:“这商人和纳税商人不是一回事吗?”
“当然不是,纳税商人基本上都是和士人没什么瓜葛,反而是地方缙绅打压的对象。那些和士族有关系的商人,不是不纳税,就是只缴纳了很少的税收。
我不觉得这些纳税商人会反对,废除士人优免商税的政策。这相当于是私盐和官盐在市场公开竞争,不缴纳税赋的士商其实和私盐贩子没什么区别。
让这些纳税商人一个个站出来反对士商优免条款,大约是不太可能,但是如果让他们无记名投票废除竞争对手的优惠,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缺乏这种勇气。
所以朕打算召开一个大明商税讨论会,召集各省商人进京讨论大明商税的改革。两京十三省,各召集10名商人,陕北、陕西、安徽、江浙赣、闽粤8地人数倍之,共召集230名商人代表。其中年纳税在10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,500两以上者取三分之一,100两以下者取三分之一。
有了这些商人自己定下的规矩,想必那些天天把与民争利挂在嘴边的清流,这下也无话可说了。”
黄立极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崇祯这个危险的想法,作为一名士人,虽然他不介意亲族从事商业,也不介意接受商人的馈赠。但是他绝对反对商人涉及政治,这是潜藏在大明儒者中的潜意识。
征收商税这种事务,应该是由文官来决定,而不是鄙贱的商人自己决定。这完全破坏了封建伦常秩序。但是黄立极反对的声音到了喉咙口,却发不出来。
他知道,如果他反对了这个主意,那么就意味着他要自己承担推行商税改革的责任。增加商税的政策出自自己还是出自商人,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。
由他来提出全盘的税收改革计划,被侵占了利益的商人们,必定把他恨之入骨,而言官清流肯定会攻击他这是在盘剥小民。而召开商人代表得出了增加商税的决议,于他个人是脱离了政治责任,但是这明显是违背了大明,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潜规则。
召开商人代表会议,对他个人的政治责任是大有好处的,也就是说,他可以把改革有可能出现的问题,推给制定了错误政策的商人代表会议。但是对整个大明的文官政治是不利的,这无疑破坏了大明文官治政的传统,为商人直接干涉政治破开了一道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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