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2章 大明版的人口论
如果现在的大明是万历时代,崇祯也许能够认同黄立极的政治理念。和大明比起来,东虏只是一个人口不过百万的地方民族叛乱而已。
如果不是万历三大征,导致辽东的精兵悍将消耗一空,努尔哈赤根本没机会起事。
而且就算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,在这个时候对大明声望上的打击,要大于对大明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力。努尔哈赤的起兵叛乱,受到影响的不过是辽东2、3百万人口,而奢安之乱牵涉到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上千万人口,理论上大明百姓更为关心的反而是奢安之乱,对于远在关外的后金反而没多大感觉。
重视东虏之乱的都是朝中的官员们,因为辽东靠近京师。一旦辽东失守,京城就要直接面对后金的大军,这会直接威胁到官员自身的安全,不由得他们不重视。
另一方面,奢安之乱在云贵川交界处,乱军想要冲出被大山包围的四川比较艰难。而后金军只要突破了长城,就是一片平坦的华北平原,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,大明根本无险可守。
但是只要把后金拖在关外,让大明有时间平息奢安之乱,再修养生息上几年,让大明恢复一些元气,那么后金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。
当年土木堡之变,也先如此枭雄,他甚至一直打倒了北京城下。但是到今天,大明还在,草原上却已经没有瓦刺这个部族了。因此黄立极虽然重视关外的东虏,但是现在告诉他东虏会入关取代大明,他肯定以为说这话的人是个不知所谓的狂生。
凭借着大明的人口和体量,对付这些草原民族的野蛮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拖待变。因为游牧民族也许会出一两个天才领袖,但不可能每一代都出这种天才的领袖。
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的民族习性,导致了这些民族会因为天气适宜而迅速壮大,但是也会因为天气骤变而导致整个部族的衰亡,因为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远不如农耕民族。
维持现状,等待敌人自己衰亡,这种保守的政治理念,虽然不能让大明消灭草原上的顽敌,但是无疑是让大明政权延续下去最有效的策略。
而且这种保守的政治策略,也是消耗资源最小的执政策略。因为没有任何改变,自然也就不会有额外的支出。而到了今日的大明,天下的田赋拖欠已经达到了三成,而以往大明最大的财赋来源江南地区,有些地方拖欠更是达到了5成。
大明其他地方,如陕西这些地方虽然有七成以上拖欠的县,但是这些地方原本就土地贫瘠,占大明税收比例不高。陕西的一个县的税收还不及江南一个里,也是有的。
但是当江南这个占了大明财赋7、8成的地方,拖欠了近半的税收,就让大明的财政出现了危机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,一方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消减各项支出,比如赈灾治水的款项。另一方面就不得不压制地方官追索积欠。
但是在这个时代敢拖欠皇粮国税的,要么是已经破产实在缴纳不出税赋的农民,要么是地方上势力雄厚的缙绅豪族。在江南地区,有些中小地主为了偷逃税赋干脆投入了东林党门下。
东林党人不断的在地方抗税,以博取自己的名声,全然不顾这些税收是否是合理的。他们甚至都不关心朝廷收不到税赋后,拿什么去支付士兵的军饷,对受灾灾民的赈灾,还有基本的道路建设,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等等。
只要朝廷没钱了,东林党人要么要求皇帝拿出内库的钱,要么增加田赋,但他们坚决反对皇帝向士人、商人收税,并开放海禁。
在东林党人眼里,皇帝的内库就是一个摇钱树,只要摇一摇,钱就会凭空出现。在这种状况下,那些非东林党的官员们,自然就站到了皇帝一边,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政治打压。
因为凡是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会发觉,东林党的所作所为,其实和打着替天行道的梁山贼寇差不多。他们口号喊的无比正义,但是做的都是打劫行人,贩卖人肉包子的罪恶勾当。
黄立极身为内阁首辅,为了能维持大明摇摇欲坠的局面,不得不和魏忠贤联手打击了朝中的东林党。但是他想要的不过是,减少一些江南的积欠,让江南的缙绅吐出一点皮毛,来维持朝局而已。
黄立极并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,学习张江陵搞什么新政改革,把天下士人都得罪了,最后弄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只要大明能在他手上维持下去,他的政治理想就已经完成了。
黄立极想要的是维持现状,所以朱由检任何有意变革的试探,他都会坚决反对。因为这不仅关系他个人的身家性命,更重要的还会影响他的身后之名。
到了黄立极现在的地位,他所关心的也就两件事,一个是维持大明的现状,不要变得更坏;另一个就是保护他的政治声誉,不能落得一个被人唾骂的下场。
而这两件事的关键,就是不能让东林党重新在朝中执政。因为东林党人上台后,必然要改变现状,再次掀起党争。作为和魏忠贤联手的首辅黄立极,想要保住自己的政治声望那就肯定是不可能了。
所以当崇祯同意召回东林党人时,黄立极完全是坐立不安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当崇祯出格的想要私下见他的时候,黄立极也默默的跟从了太监而来了。
他希望能和崇祯好好谈一谈,如果不能阻止东林复起的势头,他宁愿早点致仕,免得被东林党清算,最后被打压成所谓的阉党成员。
然而作为后来者,崇祯虽然对这个年代具体事务不是很了解,但是对于明末处于小冰河期这个事还是知道的。黄立极想要的休养生息的时间,在崇祯时代完全是不可能的。
天启七年还算是正常年份,但是此后17年就开始天灾不断,从旱灾、水灾、蝗灾,可谓是交替轮换,受灾地方更是遍及全国。当最后因为天灾被饿死,因为战乱被杀死,这些没人掩埋的尸体堆积的太多,导致发生了席卷北中国的大瘟疫。大明终于被后金、农民起义军、天灾还要瘟疫联合击垮了。
对朱由检来说,最痛苦的就是,他知道大明末年的历史,但是他要说服的却是一个信奉: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儒家文臣。朱由检如果实话实说,估计这位首辅大人第一反应就是联络官员,把他这位得了失心疯的皇帝给看管起来治病。
对于大明文官来说,他们是不会让一位看起来神智不清的皇帝接触任何政事的,就算是和阉党斗的不可开交的东林党人也会默认这种处置的方式。
因此朱由检知道黄立极在谈论大明的未来时,很多事都不会实现,而黄立极所不能预料的连年天灾却会频频发生。但是他是大明的皇帝而不是一个神棍,因此他不能拿尚未发生的事当做预言,来警告黄立极的政治考虑。
对于黄立极这些文官的心理,朱由检其实还是有一些了解的。就好比是住在山坡边上的住户,政府通知他们赶紧离开自己的房子,因为马上会有泥石流下来。
但是这些住户认为天气很晴朗,怎么可能会有泥石流,死活躲在家里不走。对于黄立极们来说,大明要亡于后金,就和大晴天听到泥石流一样不可信。
朱由检只得试着去说服这位大明的首辅,他沉默了许久之后,才对着黄立极回道:“黄先生这是看吾年幼,所以不愿告诉吾,大明现在的真实情况吗?”
“陛下这是从何说起,老臣刚刚所言均是事实,绝无半点虚词。”黄立极顿时惊吓的为自己辩解道。虽然他是隐瞒了不少事,比如下层平民破产,天下的流民在不断的增加。
但是在黄立极看来,这些流民不过是因为年景不好,出来逃荒。只要风调雨顺一两年,这些情况都会好转的。他没必要夸大其词,反而让崇祯感觉大明危在旦夕,非要改革不可。
黄立极正在为自己极力辩解时,朱由检摆着手打断了他的辩解,然后很平静的说道:“如果这是首辅眼中的大明,那么吾不得不说,首辅你对大明现在的状况了解的不够。”
朱由检一边思索着,一边组织语言说道:“首辅请先听吾说完,吾在信王府的时候,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名曰:人口论…”
朱由检从京城郊区的一户人家说起,这户人家在当年成祖修建北京城时,被官府征发而来。初代只是夫妇两人,但是三十年后就变成了一个10人的大家庭,60年后就成了一个20多人的小家族,到了今天已经是连绵数个村落,上千人的大家族。
从一户人家可知,大明承平200余年,人口增殖近百倍。但是洪武二十六年,户部清理天下田亩,共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地。到了万历三十年清丈天下田亩,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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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不是万历三大征,导致辽东的精兵悍将消耗一空,努尔哈赤根本没机会起事。
而且就算是努尔哈赤起兵反明,在这个时候对大明声望上的打击,要大于对大明社会上的实际影响力。努尔哈赤的起兵叛乱,受到影响的不过是辽东2、3百万人口,而奢安之乱牵涉到贵州、四川、云南上千万人口,理论上大明百姓更为关心的反而是奢安之乱,对于远在关外的后金反而没多大感觉。
重视东虏之乱的都是朝中的官员们,因为辽东靠近京师。一旦辽东失守,京城就要直接面对后金的大军,这会直接威胁到官员自身的安全,不由得他们不重视。
另一方面,奢安之乱在云贵川交界处,乱军想要冲出被大山包围的四川比较艰难。而后金军只要突破了长城,就是一片平坦的华北平原,面对以骑兵为主的后金军,大明根本无险可守。
但是只要把后金拖在关外,让大明有时间平息奢安之乱,再修养生息上几年,让大明恢复一些元气,那么后金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了。
当年土木堡之变,也先如此枭雄,他甚至一直打倒了北京城下。但是到今天,大明还在,草原上却已经没有瓦刺这个部族了。因此黄立极虽然重视关外的东虏,但是现在告诉他东虏会入关取代大明,他肯定以为说这话的人是个不知所谓的狂生。
凭借着大明的人口和体量,对付这些草原民族的野蛮人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拖待变。因为游牧民族也许会出一两个天才领袖,但不可能每一代都出这种天才的领袖。
而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的民族习性,导致了这些民族会因为天气适宜而迅速壮大,但是也会因为天气骤变而导致整个部族的衰亡,因为游牧民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远远不如农耕民族。
维持现状,等待敌人自己衰亡,这种保守的政治理念,虽然不能让大明消灭草原上的顽敌,但是无疑是让大明政权延续下去最有效的策略。
而且这种保守的政治策略,也是消耗资源最小的执政策略。因为没有任何改变,自然也就不会有额外的支出。而到了今日的大明,天下的田赋拖欠已经达到了三成,而以往大明最大的财赋来源江南地区,有些地方拖欠更是达到了5成。
大明其他地方,如陕西这些地方虽然有七成以上拖欠的县,但是这些地方原本就土地贫瘠,占大明税收比例不高。陕西的一个县的税收还不及江南一个里,也是有的。
但是当江南这个占了大明财赋7、8成的地方,拖欠了近半的税收,就让大明的财政出现了危机。为了应对这种局面,一方面主政的官员不得不消减各项支出,比如赈灾治水的款项。另一方面就不得不压制地方官追索积欠。
但是在这个时代敢拖欠皇粮国税的,要么是已经破产实在缴纳不出税赋的农民,要么是地方上势力雄厚的缙绅豪族。在江南地区,有些中小地主为了偷逃税赋干脆投入了东林党门下。
东林党人不断的在地方抗税,以博取自己的名声,全然不顾这些税收是否是合理的。他们甚至都不关心朝廷收不到税赋后,拿什么去支付士兵的军饷,对受灾灾民的赈灾,还有基本的道路建设,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等等。
只要朝廷没钱了,东林党人要么要求皇帝拿出内库的钱,要么增加田赋,但他们坚决反对皇帝向士人、商人收税,并开放海禁。
在东林党人眼里,皇帝的内库就是一个摇钱树,只要摇一摇,钱就会凭空出现。在这种状况下,那些非东林党的官员们,自然就站到了皇帝一边,对东林党人进行了政治打压。
因为凡是有点危机感的官员都会发觉,东林党的所作所为,其实和打着替天行道的梁山贼寇差不多。他们口号喊的无比正义,但是做的都是打劫行人,贩卖人肉包子的罪恶勾当。
黄立极身为内阁首辅,为了能维持大明摇摇欲坠的局面,不得不和魏忠贤联手打击了朝中的东林党。但是他想要的不过是,减少一些江南的积欠,让江南的缙绅吐出一点皮毛,来维持朝局而已。
黄立极并不想冒天下之大不韪,学习张江陵搞什么新政改革,把天下士人都得罪了,最后弄得一个身败名裂的下场。只要大明能在他手上维持下去,他的政治理想就已经完成了。
黄立极想要的是维持现状,所以朱由检任何有意变革的试探,他都会坚决反对。因为这不仅关系他个人的身家性命,更重要的还会影响他的身后之名。
到了黄立极现在的地位,他所关心的也就两件事,一个是维持大明的现状,不要变得更坏;另一个就是保护他的政治声誉,不能落得一个被人唾骂的下场。
而这两件事的关键,就是不能让东林党重新在朝中执政。因为东林党人上台后,必然要改变现状,再次掀起党争。作为和魏忠贤联手的首辅黄立极,想要保住自己的政治声望那就肯定是不可能了。
所以当崇祯同意召回东林党人时,黄立极完全是坐立不安的。也正因为如此,当崇祯出格的想要私下见他的时候,黄立极也默默的跟从了太监而来了。
他希望能和崇祯好好谈一谈,如果不能阻止东林复起的势头,他宁愿早点致仕,免得被东林党清算,最后被打压成所谓的阉党成员。
然而作为后来者,崇祯虽然对这个年代具体事务不是很了解,但是对于明末处于小冰河期这个事还是知道的。黄立极想要的休养生息的时间,在崇祯时代完全是不可能的。
天启七年还算是正常年份,但是此后17年就开始天灾不断,从旱灾、水灾、蝗灾,可谓是交替轮换,受灾地方更是遍及全国。当最后因为天灾被饿死,因为战乱被杀死,这些没人掩埋的尸体堆积的太多,导致发生了席卷北中国的大瘟疫。大明终于被后金、农民起义军、天灾还要瘟疫联合击垮了。
对朱由检来说,最痛苦的就是,他知道大明末年的历史,但是他要说服的却是一个信奉: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的儒家文臣。朱由检如果实话实说,估计这位首辅大人第一反应就是联络官员,把他这位得了失心疯的皇帝给看管起来治病。
对于大明文官来说,他们是不会让一位看起来神智不清的皇帝接触任何政事的,就算是和阉党斗的不可开交的东林党人也会默认这种处置的方式。
因此朱由检知道黄立极在谈论大明的未来时,很多事都不会实现,而黄立极所不能预料的连年天灾却会频频发生。但是他是大明的皇帝而不是一个神棍,因此他不能拿尚未发生的事当做预言,来警告黄立极的政治考虑。
对于黄立极这些文官的心理,朱由检其实还是有一些了解的。就好比是住在山坡边上的住户,政府通知他们赶紧离开自己的房子,因为马上会有泥石流下来。
但是这些住户认为天气很晴朗,怎么可能会有泥石流,死活躲在家里不走。对于黄立极们来说,大明要亡于后金,就和大晴天听到泥石流一样不可信。
朱由检只得试着去说服这位大明的首辅,他沉默了许久之后,才对着黄立极回道:“黄先生这是看吾年幼,所以不愿告诉吾,大明现在的真实情况吗?”
“陛下这是从何说起,老臣刚刚所言均是事实,绝无半点虚词。”黄立极顿时惊吓的为自己辩解道。虽然他是隐瞒了不少事,比如下层平民破产,天下的流民在不断的增加。
但是在黄立极看来,这些流民不过是因为年景不好,出来逃荒。只要风调雨顺一两年,这些情况都会好转的。他没必要夸大其词,反而让崇祯感觉大明危在旦夕,非要改革不可。
黄立极正在为自己极力辩解时,朱由检摆着手打断了他的辩解,然后很平静的说道:“如果这是首辅眼中的大明,那么吾不得不说,首辅你对大明现在的状况了解的不够。”
朱由检一边思索着,一边组织语言说道:“首辅请先听吾说完,吾在信王府的时候,曾经看过一篇文章,名曰:人口论…”
朱由检从京城郊区的一户人家说起,这户人家在当年成祖修建北京城时,被官府征发而来。初代只是夫妇两人,但是三十年后就变成了一个10人的大家庭,60年后就成了一个20多人的小家族,到了今天已经是连绵数个村落,上千人的大家族。
从一户人家可知,大明承平200余年,人口增殖近百倍。但是洪武二十六年,户部清理天下田亩,共计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地。到了万历三十年清丈天下田亩,共计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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