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06章 郑和号的返回
当爱德蒙·唐泰斯带着改名为郑和号的西班牙大帆船回到天津时,站在船头观察航道的他,发觉同他3、4个月前离开天津时相比,海河两岸似乎又多了许多建筑。
自金钢桥以下的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河道是为海河干流,这段河道全长76公里,河面宽达近200米。由于河身迁回,类似羊肠,故又名沽河,以沽多而得名(陆地三面临水,其突出部分曰沽,即相当于河曲中的凸岸)。海河有七十二沽之称,这些沽地都是适宜修建河港的地方。
由于此时海河的五大支流的水量都是汇聚到海河干流出海,因此平时宽约200米的海河干流,到了汛期洪水泛滥的时候,常常可扩充到4、500米。
为了减轻海河干流的洪涝灾害,去年除了在海河干流两岸修建加固了堤坝,在上游地区大建水库蓄水分流之外,海河治理工程指挥部还维护并新开挖了,四女寺减河,哨马营减河、捷地减河、兴济减河、马厂减河、青龙湾减河和筐几港减河等以分流支流的水量。
在这一番整治之后,虽然还看不出有什么效果,但是海河的航运效能却大大增加了。现在300吨以下的船只,可以直接从大沽口航行到三岔河口的金刚桥下,这座南宋时修建的石拱桥虽然看上去有些残破,但是却依然承载着沟通海河两岸百姓交流的重任。
不过随着天津港的开埠,海河两岸的货物运输也日益频繁了起来。这座金刚桥距离天津卫城东南的新商业区太远,且也狭窄了些,是以在天津卫城以东建一座新桥,已经成为了天津士绅百姓最热门的话题。
不过对于朝廷来说,现在海河上最为重要的码头只有两处,一处是大沽口的军用码头,一处便是天津卫城东南处,大直沽对面的紫竹林码头。
大沽口的军用码头自不必说,那里靠河临海,再大的船只也停泊的下。而紫竹林码头这里,因为水面辽阔,同样可以停泊千吨以下的大帆船。
原名为“圣胡安号”,现在则被称为“郑和号”的西班牙大帆船,可以畅通无阻的直接航行到紫竹林新码头处。而对岸的大直沽,则是天津旧有的渔船码头。
紫竹林位于马家口海河西岸,原本只是几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。因为此处距离卫城较远,所以居住在当地的人员不多。附近除了芦苇荡、沟渠、田地之外,并没有什么建筑物。
所以内府便购下了此次临河的上千亩土地,在紫竹林附近沿河规划了6处停靠码头,长约1500余米,而新码头和卫城之间,便是天津市政厅规划的新商业区。
在爱德蒙·唐泰斯驾船出海之前,新码头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处,而其他地方还在用石块和木桩填平河边的低洼处。但是当他再度返回时,两座新码头已经投入了使用,而其他四处码头也显露出了雏形。
仅仅两处新码头的投入使用,紫竹林码头区的热闹繁华,已经压倒了对岸的旧码头区。这种施工的效率,让见惯了共和国修建工程的荷兰人也为之赞叹不已。
在他看来,同阿姆斯特丹完全依赖于商人组织的建筑队相比,中国官员驱使百姓修建大工程的效率显然更高一些。毕竟前者修建任何工程都需要考虑回报,因此修建时并不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。
而中国人则是把整个码头区规划完成后,就开始投入施工,他们并不需要像那些商人一般瞻前顾后,时不时的要中途停下来进行筹款,或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缩小建设规模。
共和国修建公共工程的方式,虽然较为灵活,且利用资金的效率较高。但是也有缺乏规划,导致重复建设和中断建设的项目较多,从整体上来看,建设成本并没有减少多少。
而中国人以官府作为主导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,虽然有浪费和过于超前的一些问题,但如果能够进行妥善的规划和决策,那么不仅能够大大的减少建设成本,还能极大的提高建设效率。
当然,在爱德蒙·唐泰斯看来,共和国和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固然有着各自的优缺点,但是同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相比,已然领先了太多。
爱德蒙·唐泰斯在紫竹林1号码头下了船后,便同等候在码头上的内府管事作了一个简单的交接。他此次带着“郑和号”出海,除了携带一队地质勘探人员前往东江镇,便是协同东海巡阅府麾下的船队北上鲸海,对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入海口地区进行征服和调查。
当然,他最主要的任务,还是携带两个班级的海军士官生出海试航。让他们熟悉下什么是海上航行,此外便是磨合海军士官生、明军水师官兵及大帆船留用旧有水手之间的关系,让他们尽快的熟悉起来,以形成本舰的战斗力。
这艘载重500余吨的“郑和号”,是典型的西班牙大帆船,长宽比为4:1,船型是一道优美的弧线。但是在被送到天津后,天津造船厂的工匠们除了对其进行了一次大修,以便全面测量这艘船的比例之外,还参照英国船只的样式对这艘船进行了更改。
在崇祯的亲自审批下,帆船前方高耸的船首楼被拆除了,原本拥有二层结构的船尾楼,也被拆除了一层。船上的24门火炮,则被更换了其中八门口径过小的火炮。经过了这些变更之后,这艘船自然就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。
爱德蒙·唐泰斯原本甚为反对这样的盲目修改,毕竟中国人并不熟悉远洋航海的风险,而西班牙大帆船却已经存在了上百年,有着丰富的航行成功经验。更何况,现在的海战依然还是以跳帮战术为主,虽然德雷克率领的英国海军用火炮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,但是并没有改变欧洲各国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。
荷兰的几位海军名将,依然使用着古老的跳帮战术同西班牙舰队、英国舰队和海盗船队进行作战,并屡屡取胜,牢牢的控制着共和国的外海,这也是西班牙人始终无法收复低地地区的原因之一。
作为一名荷兰人,爱德蒙·唐泰斯是荷兰海军现在推崇的近战混战派的支持者。所谓近战混战派,就是主张战斗中随时选择有利时机,允许分舰队指挥官或军舰指挥官率领舰只离开编队,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,通过集中攻击敌方的部分军舰,来赢得海战的胜利。
混战派认为,己方船只要尽可能的接近敌方船只,在近距离下以2-3只船只的炮灰对地方单舰进行集火攻击,摧毁了敌舰的士气之后,便立刻展开跳帮作战,彻底夺取敌船。
爱德蒙·唐泰斯所主张的混战战术,同朱由检一直提倡的,海战中必须从头到尾保持战斗队形的主张相反。但是朱由检并没有立即否决这种方式,毕竟他对于海战的了解,只是存在于历史和书籍之中,而爱德蒙·唐泰斯却是真正的从海战中成长起来的实战指挥者。
经过同爱德蒙·唐泰斯的数次沟通,还有总参谋部成员的数次讨论之后。朱由检终于了解了,现在的海上马车夫,荷兰人为何要如此推崇近战混战战术了。
一是现在的火炮威力和射程都不足,编队战术将会浪费己方大多数火炮的射击。而火炮的威力不足,使得光用火炮进行攻击,并不能使得敌船失去战斗力。只有在火炮打击了几轮之后,进行跳帮肉搏战,才能彻底的消灭一只船只的抵抗能力。
二是涉及到战利品的关系。海军是一只昂贵的兵种,光凭借国家发放的微薄俸禄,是无法挽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的,毕竟商船的酬劳要比海军高的多。只有在战争中能够获得战利品,才能让这些船长水手乐于被国家所驱使。
就算不计算船上装载的货物,光是一艘船只本身也起码价值数万荷兰盾。因此与其把一艘船只击沉,倒不如把俘获的船只奖赏给有功之人,使得海军将士乐于参与战争。
更何况,现在的远洋航海就是一场冒险,即便是欧洲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们,也常常因为远洋航行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而亡故。如果船长和水手没有直接面对死亡的勇气,那么大明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远洋航海家。
爱德蒙·唐泰斯的理由终于说服了朱由检一半,还有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了解,随着时间的变化,火炮制作技术的上升,近战混战战术必然是要消亡的。海盗式样的战术,必然要让位给拥有充足后勤补给的编队战术。
不过在这之前,倒是不妨让海军的士官生们了解下,欧洲人对于海战的理解。虽然朱由检在教学上对于混战战术表现了一些让步,但是在海军的发展目标上面,却依然坚持着走正规化的道路。
比如对于“圣胡安号”的改造,朱由检支持了整改方案,坚决的去除了西班牙帆船上用于支援甲板战的船首楼,和降低了船尾楼的高度。
虽然这起先让爱德蒙·唐泰斯很是沮丧,但是经过了这次出航之后,他终于意识到了这样修改后的好处。这艘帆船现在看上去是低矮了一些,但是在航行中却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,和更为稳定的适航性能。
如果不是那些士官生和中国水手还不习惯于软帆,爱德蒙·唐泰斯认为,从天津直接开往日本长崎,航程可以压缩在12-14天之内。从长崎到海参崴7、8天就足够了。如果是顺风的话,时间还能再缩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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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金钢桥以下的三岔河口至大沽口的河道是为海河干流,这段河道全长76公里,河面宽达近200米。由于河身迁回,类似羊肠,故又名沽河,以沽多而得名(陆地三面临水,其突出部分曰沽,即相当于河曲中的凸岸)。海河有七十二沽之称,这些沽地都是适宜修建河港的地方。
由于此时海河的五大支流的水量都是汇聚到海河干流出海,因此平时宽约200米的海河干流,到了汛期洪水泛滥的时候,常常可扩充到4、500米。
为了减轻海河干流的洪涝灾害,去年除了在海河干流两岸修建加固了堤坝,在上游地区大建水库蓄水分流之外,海河治理工程指挥部还维护并新开挖了,四女寺减河,哨马营减河、捷地减河、兴济减河、马厂减河、青龙湾减河和筐几港减河等以分流支流的水量。
在这一番整治之后,虽然还看不出有什么效果,但是海河的航运效能却大大增加了。现在300吨以下的船只,可以直接从大沽口航行到三岔河口的金刚桥下,这座南宋时修建的石拱桥虽然看上去有些残破,但是却依然承载着沟通海河两岸百姓交流的重任。
不过随着天津港的开埠,海河两岸的货物运输也日益频繁了起来。这座金刚桥距离天津卫城东南的新商业区太远,且也狭窄了些,是以在天津卫城以东建一座新桥,已经成为了天津士绅百姓最热门的话题。
不过对于朝廷来说,现在海河上最为重要的码头只有两处,一处是大沽口的军用码头,一处便是天津卫城东南处,大直沽对面的紫竹林码头。
大沽口的军用码头自不必说,那里靠河临海,再大的船只也停泊的下。而紫竹林码头这里,因为水面辽阔,同样可以停泊千吨以下的大帆船。
原名为“圣胡安号”,现在则被称为“郑和号”的西班牙大帆船,可以畅通无阻的直接航行到紫竹林新码头处。而对岸的大直沽,则是天津旧有的渔船码头。
紫竹林位于马家口海河西岸,原本只是几户人家居住的小村子。因为此处距离卫城较远,所以居住在当地的人员不多。附近除了芦苇荡、沟渠、田地之外,并没有什么建筑物。
所以内府便购下了此次临河的上千亩土地,在紫竹林附近沿河规划了6处停靠码头,长约1500余米,而新码头和卫城之间,便是天津市政厅规划的新商业区。
在爱德蒙·唐泰斯驾船出海之前,新码头不过仅仅完成了一处,而其他地方还在用石块和木桩填平河边的低洼处。但是当他再度返回时,两座新码头已经投入了使用,而其他四处码头也显露出了雏形。
仅仅两处新码头的投入使用,紫竹林码头区的热闹繁华,已经压倒了对岸的旧码头区。这种施工的效率,让见惯了共和国修建工程的荷兰人也为之赞叹不已。
在他看来,同阿姆斯特丹完全依赖于商人组织的建筑队相比,中国官员驱使百姓修建大工程的效率显然更高一些。毕竟前者修建任何工程都需要考虑回报,因此修建时并不会做出一个完整的规划。
而中国人则是把整个码头区规划完成后,就开始投入施工,他们并不需要像那些商人一般瞻前顾后,时不时的要中途停下来进行筹款,或是因为资金不足而缩小建设规模。
共和国修建公共工程的方式,虽然较为灵活,且利用资金的效率较高。但是也有缺乏规划,导致重复建设和中断建设的项目较多,从整体上来看,建设成本并没有减少多少。
而中国人以官府作为主导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,虽然有浪费和过于超前的一些问题,但如果能够进行妥善的规划和决策,那么不仅能够大大的减少建设成本,还能极大的提高建设效率。
当然,在爱德蒙·唐泰斯看来,共和国和中国的公共工程建设方式固然有着各自的优缺点,但是同东西方的其他国家相比,已然领先了太多。
爱德蒙·唐泰斯在紫竹林1号码头下了船后,便同等候在码头上的内府管事作了一个简单的交接。他此次带着“郑和号”出海,除了携带一队地质勘探人员前往东江镇,便是协同东海巡阅府麾下的船队北上鲸海,对库页岛北部和黑龙江入海口地区进行征服和调查。
当然,他最主要的任务,还是携带两个班级的海军士官生出海试航。让他们熟悉下什么是海上航行,此外便是磨合海军士官生、明军水师官兵及大帆船留用旧有水手之间的关系,让他们尽快的熟悉起来,以形成本舰的战斗力。
这艘载重500余吨的“郑和号”,是典型的西班牙大帆船,长宽比为4:1,船型是一道优美的弧线。但是在被送到天津后,天津造船厂的工匠们除了对其进行了一次大修,以便全面测量这艘船的比例之外,还参照英国船只的样式对这艘船进行了更改。
在崇祯的亲自审批下,帆船前方高耸的船首楼被拆除了,原本拥有二层结构的船尾楼,也被拆除了一层。船上的24门火炮,则被更换了其中八门口径过小的火炮。经过了这些变更之后,这艘船自然就变得有些面目全非了。
爱德蒙·唐泰斯原本甚为反对这样的盲目修改,毕竟中国人并不熟悉远洋航海的风险,而西班牙大帆船却已经存在了上百年,有着丰富的航行成功经验。更何况,现在的海战依然还是以跳帮战术为主,虽然德雷克率领的英国海军用火炮消灭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,但是并没有改变欧洲各国海上作战的基本方式。
荷兰的几位海军名将,依然使用着古老的跳帮战术同西班牙舰队、英国舰队和海盗船队进行作战,并屡屡取胜,牢牢的控制着共和国的外海,这也是西班牙人始终无法收复低地地区的原因之一。
作为一名荷兰人,爱德蒙·唐泰斯是荷兰海军现在推崇的近战混战派的支持者。所谓近战混战派,就是主张战斗中随时选择有利时机,允许分舰队指挥官或军舰指挥官率领舰只离开编队,充分发挥下属的主观能动性,通过集中攻击敌方的部分军舰,来赢得海战的胜利。
混战派认为,己方船只要尽可能的接近敌方船只,在近距离下以2-3只船只的炮灰对地方单舰进行集火攻击,摧毁了敌舰的士气之后,便立刻展开跳帮作战,彻底夺取敌船。
爱德蒙·唐泰斯所主张的混战战术,同朱由检一直提倡的,海战中必须从头到尾保持战斗队形的主张相反。但是朱由检并没有立即否决这种方式,毕竟他对于海战的了解,只是存在于历史和书籍之中,而爱德蒙·唐泰斯却是真正的从海战中成长起来的实战指挥者。
经过同爱德蒙·唐泰斯的数次沟通,还有总参谋部成员的数次讨论之后。朱由检终于了解了,现在的海上马车夫,荷兰人为何要如此推崇近战混战战术了。
一是现在的火炮威力和射程都不足,编队战术将会浪费己方大多数火炮的射击。而火炮的威力不足,使得光用火炮进行攻击,并不能使得敌船失去战斗力。只有在火炮打击了几轮之后,进行跳帮肉搏战,才能彻底的消灭一只船只的抵抗能力。
二是涉及到战利品的关系。海军是一只昂贵的兵种,光凭借国家发放的微薄俸禄,是无法挽留住那些经验丰富的船长和水手的,毕竟商船的酬劳要比海军高的多。只有在战争中能够获得战利品,才能让这些船长水手乐于被国家所驱使。
就算不计算船上装载的货物,光是一艘船只本身也起码价值数万荷兰盾。因此与其把一艘船只击沉,倒不如把俘获的船只奖赏给有功之人,使得海军将士乐于参与战争。
更何况,现在的远洋航海就是一场冒险,即便是欧洲经验丰富的航海家们,也常常因为远洋航行中出现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而亡故。如果船长和水手没有直接面对死亡的勇气,那么大明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远洋航海家。
爱德蒙·唐泰斯的理由终于说服了朱由检一半,还有另一半则是因为他了解,随着时间的变化,火炮制作技术的上升,近战混战战术必然是要消亡的。海盗式样的战术,必然要让位给拥有充足后勤补给的编队战术。
不过在这之前,倒是不妨让海军的士官生们了解下,欧洲人对于海战的理解。虽然朱由检在教学上对于混战战术表现了一些让步,但是在海军的发展目标上面,却依然坚持着走正规化的道路。
比如对于“圣胡安号”的改造,朱由检支持了整改方案,坚决的去除了西班牙帆船上用于支援甲板战的船首楼,和降低了船尾楼的高度。
虽然这起先让爱德蒙·唐泰斯很是沮丧,但是经过了这次出航之后,他终于意识到了这样修改后的好处。这艘帆船现在看上去是低矮了一些,但是在航行中却表现出了更快的速度,和更为稳定的适航性能。
如果不是那些士官生和中国水手还不习惯于软帆,爱德蒙·唐泰斯认为,从天津直接开往日本长崎,航程可以压缩在12-14天之内。从长崎到海参崴7、8天就足够了。如果是顺风的话,时间还能再缩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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