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5章 商人们的烦恼
听了崇祯对于宗教的看法,柳敬亭方才发现为什么皇帝要遣走内臣,并告诫他出门之后要忘记这场谈话。
一个把宗教视为错误的世界观的皇帝,无疑也就等于质疑了天命的存在。虽说崇祯之前在军中谈过,皇权受命于天,实际上就是受命于民。
这种观点,符合孟子的民为贵思想,再加上以天命制约皇权终究不及以民意制约皇权来的更为现实合理,因此这一观点反而被士林迅速接受了。
虽然各地的宗室对崇祯的说法非常反感,因为把天同民等同起来,无疑就等于限制了他们在封地为所欲为的权力,而且也否定了皇室血统的特殊性。
但是到了今天,宗室虽然享有一些特权,但在政治上基本发不出什么声音。再加上藩王中地位最为尊贵福王,同样对天命论深为厌恶。按照这种理论,他不能继承皇位,就等于天命不眷顾他,因此他就应当老实的当一名对皇帝臣服的藩王。
然而即便是大多数人隐约之间把天命和民意联系了起来,也不等于众人愿意接受一个彻底否定了天命存在的皇帝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失去了制衡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,最为重要的是动摇了朝廷的统治权力。
大明皇帝受天命而统御万民,而四方官长受君命统辖各地臣民,百姓反抗官员即是反抗皇帝,反抗皇帝就违背天命。
因此每到王朝末世,便有野心家会跳出来声称,当今天子已然失去了天命的眷顾,所以不配再继续统御万民了。现在崇祯公然否定了天命的存在,岂不是等于否定了他自己的君权,和朝廷百官、地方士绅对百姓的管理权力了么。
也许崇祯可以不介意自己的君权受到质疑,但是那些官僚士绅肯定是不愿意,有人否定他们亘古以来就存在的权力。
柳敬亭虽然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,但心里却如煮沸了的开水一般,他不知道要如何回应,皇帝从根本上否定宗教的观点。如果皇帝任命他这个官职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宗教,那么他估计这个政策肯定会导致天下大乱的。
就连孔圣人也只说:敬鬼神而远之,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圣人都做不到的事,他又如何敢附和皇帝的观点去做呢。就在他左右为难保持沉默的时候,崇祯却转换了话题,并没有如他猜测一般要彻底消灭宗教,这不由让他大大的松了口气。
“虽然宗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,它在未来也终究会消亡,但是这个消亡的时间是以世界文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,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。所以朕虽然不信宗教,但也承认宗教信仰是客观存在的。
而且就某些宗教而言,他们提倡的一些东西还是符合社会文明的价值观的,比如亲爱家人,善待陌生人,帮助和怜悯受到苦难的人等等。
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却假借宗教的名义四处宣传迷信思想,蒙蔽底层无知的老百姓,聚敛钱财供自己享乐。
宗教事务委员会要做的工作,便是要把宗教思想和宗教迷信彻底区分开来,并解救那些被迷信思想蒙蔽了的百姓。
当然这种事情光靠朝廷去做,显然是力有未逮。所以在某些方面而言,我们还是需要依靠正信的宗教徒去宣传揭发这些迷信行为,从而让那些被蒙蔽的百姓幡然醒悟。
我大明以往设立僧、道录司,管理天下僧、道,但是我大明宗教又何止是佛、道两途?而现在佛、道两途中也未必全是善男信女,白莲教不就是出自净土宗吗?
可见想要破除宗教迷信,我们就要首先规范宗教的传教行为。因此第一朝廷认可宗教信仰自由,但是这种信仰自由不仅仅在于百姓有信仰何种宗教的自由;也在于百姓拥有什么时候信仰,什么时候不愿意信仰的自由。
但凡是把入教信徒当成私产,入了就不能退,对想要退教的百姓进行打击报复的,这必然就是邪教。委员会首要打击的,便是坚决取缔这种邪教,并要广为宣传,不使此种宗教在各地流窜。
第二凡是在我大明传播的宗教,要有自己的教义、教规,必须要使用中文的典籍进行传教,而以上这些都必须经过委员会审核,剔除不符合朝廷要求的教义、教规,不愿遵守者便不准在大明传教。
第三便是任何宗教都不得宣传向某人或某个家族效忠的思想,相反所有宗教都必须向自己的信徒宣传,一个正信徒必须首先是一个爱国者。对于那些向个人、家族乃至外国人效忠的宗教,同样不得在中国传教…”
随着崇祯的诉说,柳敬亭终于安下了心来,如果皇帝只是这些要求,虽然这些事务烦难复杂,但还不至于让他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。
崇祯说完了宗教管理的想法后,又继续说道:“除了取缔这些邪教之外,委员会应当尤其注意的,还是那些同少数民族纠缠在一起的宗教。
比如蒙藏民族信奉的密宗,西域少数民族信奉的天方教,这些宗教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民族问题,所以委员会要谨慎区别对待。
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一份精神寄托,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逃避现实,还有些人信仰宗教则完全是为了区别族群。
对于第一种人,朝廷应当予以保护;对于第二种人,朝廷要帮助他们回到现实。但是对于第三种人,只有血和火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。委员会要做的,就是把这三种人区别开来…”
柳敬亭步出乾清宫时,精神还有些恍惚,连为他带路的内侍提醒他走错路了,他也数息没有反应过来。
今天之前他原本以为,这个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,只是用来安抚那些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、头领的一个地方。不过听了皇帝的一席话之后,他才分外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。这让他的心情顿时凝重了起来,但是他自己未曾察觉的是,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。
虽然各地的商人代表们还有四分之一没到,但是等待不下去的商人代表们还是急急的召开了大会。他们想要讨论的事务,主要还是对于年初各项制定的政策进行反思。
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各项商品的税率调整,年初时各位商人代表只顾着尽量压低税率,唯恐让朝廷占了便宜去。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齐心协力,所以最终皇帝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。这也是今年国内税收除了生丝行业之外,其他行业的财税并没有多大起色的原因。
不过统一的税收制度实施了不到一年,不少商人代表就感觉后悔了。原本大明各省市场犹如一个独立王国,除了少部分官商之外,大多数商人都被多如牛毛的税关给拦截在本地区以内了。
在这种强制性的市场分隔下,除了少数走私商和官商,大部分商人都不太愿意去陌生地区经商,因为开发新市场的成本太高。
取消了关卡,采用了一税制,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独立市场顿时就受到了冲击。特别是来自于江南的商人,这些商人的本钱一向比其他地区的商人更为丰厚。放开了限制之后,来自太湖周边的商人很快就抢占了,相邻省份最为高端的市场。
特别是苏松的布匹,虽然在北方市场受挫,但是在两湖及西南各省,依然要比当地的土布出色的多。以往因为税卡的缘故,所以苏松外销的布匹主要还是高端产品,因此在各省的中下层百姓中,还是以当地的土布或是亚麻布占据了主要市场,毕竟西南本身就种植亚麻的产地。
但是今年北方受灾,再加上京城新出产的标布,使得苏松的标布在北方销售严重受挫,但是从北方运来的棉纱,却大大的降低了江南布匹的制造成本。因此江南出产的粗布,开始被商人们带到南方各省去试着行销。
沿着长江航行的低廉运费,使得江南产的粗布比当地自产的土布价格更为低廉,而且质量更好。如此一来,长江周边收兑土布在本省销售的布商就首当其冲。
四川、贵州因为战乱,生产上受到了很大打击,因此像布匹之类的日常用品大多依靠湖广商人输入。但是现在从江南而来的布匹和日用品基本打垮了湖广的产品,而湖广本省的市场也被挤占了不少。
这显然让湖广商人大为不满了起来,而汉口茶叶市场的兴建,吸引了大量的茶商,使得安徽、福建的茶叶生意大受影响,两地的茶农和茶商同样感到不满。
山西商人则是嫌弃陕西商人从外蒙进口了大量的皮革,冲击了今年的皮革价格,又大大降低了他们在草原上的获利。
两广、闽浙商人则是对于放开海禁之后,海外丝价及各项货物价格大跌感到不满。说来说去,唯一对于年初各项商业政策感到满意的,大约只有以北京、天津为首的北直隶商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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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把宗教视为错误的世界观的皇帝,无疑也就等于质疑了天命的存在。虽说崇祯之前在军中谈过,皇权受命于天,实际上就是受命于民。
这种观点,符合孟子的民为贵思想,再加上以天命制约皇权终究不及以民意制约皇权来的更为现实合理,因此这一观点反而被士林迅速接受了。
虽然各地的宗室对崇祯的说法非常反感,因为把天同民等同起来,无疑就等于限制了他们在封地为所欲为的权力,而且也否定了皇室血统的特殊性。
但是到了今天,宗室虽然享有一些特权,但在政治上基本发不出什么声音。再加上藩王中地位最为尊贵福王,同样对天命论深为厌恶。按照这种理论,他不能继承皇位,就等于天命不眷顾他,因此他就应当老实的当一名对皇帝臣服的藩王。
然而即便是大多数人隐约之间把天命和民意联系了起来,也不等于众人愿意接受一个彻底否定了天命存在的皇帝。因为这不仅仅是失去了制衡皇权的一种重要手段,最为重要的是动摇了朝廷的统治权力。
大明皇帝受天命而统御万民,而四方官长受君命统辖各地臣民,百姓反抗官员即是反抗皇帝,反抗皇帝就违背天命。
因此每到王朝末世,便有野心家会跳出来声称,当今天子已然失去了天命的眷顾,所以不配再继续统御万民了。现在崇祯公然否定了天命的存在,岂不是等于否定了他自己的君权,和朝廷百官、地方士绅对百姓的管理权力了么。
也许崇祯可以不介意自己的君权受到质疑,但是那些官僚士绅肯定是不愿意,有人否定他们亘古以来就存在的权力。
柳敬亭虽然表面上还保持着镇静,但心里却如煮沸了的开水一般,他不知道要如何回应,皇帝从根本上否定宗教的观点。如果皇帝任命他这个官职的目的是消灭一切宗教,那么他估计这个政策肯定会导致天下大乱的。
就连孔圣人也只说:敬鬼神而远之,子不语怪力乱神。圣人都做不到的事,他又如何敢附和皇帝的观点去做呢。就在他左右为难保持沉默的时候,崇祯却转换了话题,并没有如他猜测一般要彻底消灭宗教,这不由让他大大的松了口气。
“虽然宗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,它在未来也终究会消亡,但是这个消亡的时间是以世界文明发展的程度决定的,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。所以朕虽然不信宗教,但也承认宗教信仰是客观存在的。
而且就某些宗教而言,他们提倡的一些东西还是符合社会文明的价值观的,比如亲爱家人,善待陌生人,帮助和怜悯受到苦难的人等等。
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却假借宗教的名义四处宣传迷信思想,蒙蔽底层无知的老百姓,聚敛钱财供自己享乐。
宗教事务委员会要做的工作,便是要把宗教思想和宗教迷信彻底区分开来,并解救那些被迷信思想蒙蔽了的百姓。
当然这种事情光靠朝廷去做,显然是力有未逮。所以在某些方面而言,我们还是需要依靠正信的宗教徒去宣传揭发这些迷信行为,从而让那些被蒙蔽的百姓幡然醒悟。
我大明以往设立僧、道录司,管理天下僧、道,但是我大明宗教又何止是佛、道两途?而现在佛、道两途中也未必全是善男信女,白莲教不就是出自净土宗吗?
可见想要破除宗教迷信,我们就要首先规范宗教的传教行为。因此第一朝廷认可宗教信仰自由,但是这种信仰自由不仅仅在于百姓有信仰何种宗教的自由;也在于百姓拥有什么时候信仰,什么时候不愿意信仰的自由。
但凡是把入教信徒当成私产,入了就不能退,对想要退教的百姓进行打击报复的,这必然就是邪教。委员会首要打击的,便是坚决取缔这种邪教,并要广为宣传,不使此种宗教在各地流窜。
第二凡是在我大明传播的宗教,要有自己的教义、教规,必须要使用中文的典籍进行传教,而以上这些都必须经过委员会审核,剔除不符合朝廷要求的教义、教规,不愿遵守者便不准在大明传教。
第三便是任何宗教都不得宣传向某人或某个家族效忠的思想,相反所有宗教都必须向自己的信徒宣传,一个正信徒必须首先是一个爱国者。对于那些向个人、家族乃至外国人效忠的宗教,同样不得在中国传教…”
随着崇祯的诉说,柳敬亭终于安下了心来,如果皇帝只是这些要求,虽然这些事务烦难复杂,但还不至于让他连尝试的勇气都没有。
崇祯说完了宗教管理的想法后,又继续说道:“除了取缔这些邪教之外,委员会应当尤其注意的,还是那些同少数民族纠缠在一起的宗教。
比如蒙藏民族信奉的密宗,西域少数民族信奉的天方教,这些宗教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民族问题,所以委员会要谨慎区别对待。
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一份精神寄托,有些人信仰宗教是为了逃避现实,还有些人信仰宗教则完全是为了区别族群。
对于第一种人,朝廷应当予以保护;对于第二种人,朝廷要帮助他们回到现实。但是对于第三种人,只有血和火才能净化他们的灵魂。委员会要做的,就是把这三种人区别开来…”
柳敬亭步出乾清宫时,精神还有些恍惚,连为他带路的内侍提醒他走错路了,他也数息没有反应过来。
今天之前他原本以为,这个少数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,只是用来安抚那些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首领、头领的一个地方。不过听了皇帝的一席话之后,他才分外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。这让他的心情顿时凝重了起来,但是他自己未曾察觉的是,在他的心里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。
虽然各地的商人代表们还有四分之一没到,但是等待不下去的商人代表们还是急急的召开了大会。他们想要讨论的事务,主要还是对于年初各项制定的政策进行反思。
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各项商品的税率调整,年初时各位商人代表只顾着尽量压低税率,唯恐让朝廷占了便宜去。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齐心协力,所以最终皇帝还是做出了较大的让步。这也是今年国内税收除了生丝行业之外,其他行业的财税并没有多大起色的原因。
不过统一的税收制度实施了不到一年,不少商人代表就感觉后悔了。原本大明各省市场犹如一个独立王国,除了少部分官商之外,大多数商人都被多如牛毛的税关给拦截在本地区以内了。
在这种强制性的市场分隔下,除了少数走私商和官商,大部分商人都不太愿意去陌生地区经商,因为开发新市场的成本太高。
取消了关卡,采用了一税制,这些人为制造出来的独立市场顿时就受到了冲击。特别是来自于江南的商人,这些商人的本钱一向比其他地区的商人更为丰厚。放开了限制之后,来自太湖周边的商人很快就抢占了,相邻省份最为高端的市场。
特别是苏松的布匹,虽然在北方市场受挫,但是在两湖及西南各省,依然要比当地的土布出色的多。以往因为税卡的缘故,所以苏松外销的布匹主要还是高端产品,因此在各省的中下层百姓中,还是以当地的土布或是亚麻布占据了主要市场,毕竟西南本身就种植亚麻的产地。
但是今年北方受灾,再加上京城新出产的标布,使得苏松的标布在北方销售严重受挫,但是从北方运来的棉纱,却大大的降低了江南布匹的制造成本。因此江南出产的粗布,开始被商人们带到南方各省去试着行销。
沿着长江航行的低廉运费,使得江南产的粗布比当地自产的土布价格更为低廉,而且质量更好。如此一来,长江周边收兑土布在本省销售的布商就首当其冲。
四川、贵州因为战乱,生产上受到了很大打击,因此像布匹之类的日常用品大多依靠湖广商人输入。但是现在从江南而来的布匹和日用品基本打垮了湖广的产品,而湖广本省的市场也被挤占了不少。
这显然让湖广商人大为不满了起来,而汉口茶叶市场的兴建,吸引了大量的茶商,使得安徽、福建的茶叶生意大受影响,两地的茶农和茶商同样感到不满。
山西商人则是嫌弃陕西商人从外蒙进口了大量的皮革,冲击了今年的皮革价格,又大大降低了他们在草原上的获利。
两广、闽浙商人则是对于放开海禁之后,海外丝价及各项货物价格大跌感到不满。说来说去,唯一对于年初各项商业政策感到满意的,大约只有以北京、天津为首的北直隶商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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