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3章 毕自严的担忧
11月的最后一日,在文化殿的皇帝办公室内,崇祯正在接见顺天府府尹毕自严。因为天气寒冷,文华殿内又没有火道,因此房间内摆放了一个青铜鎏金的熏笼,烧着上好的硬木料制成的红罗炭。
在这间被隔开的房间内,由于空间被缩小,因此仅仅一个熏笼就已经让房间内温暖如春了。在熏笼的上方还加装了一个铁皮制成的烟道,原本气味就很淡的炭火味道,现在更是难以闻到了。
“…陛下,刘重庆调任北京市市长,臣也非常赞成。但是以京城市政厅为主建立北京市政厅,还把宛平、大兴两县的京城部分划入北京市,是不是有所不妥?
京城市政厅虽然自成立以来分担了两县和顺天府的不少工作,但是自古以来朝廷治民,都是采用郡县制,百姓也早就习惯了县衙的存在。现在贸然让市政厅取代县一级的衙门,会不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敬畏感?
自从京城市政厅在宛平、大兴两县设立商业法庭之后,商业纠纷的案子就从过往三天不到一件,变成了现在一天三十件左右。
如果让市政厅接管了两县在京城的辖区,那么失去了对衙门敬畏的百姓,会不会把平时的小纠纷也告上了法庭呢?这样的话,光是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就会耗去市政厅大量的资源。
京城乃是天子脚下,大明的首善之区,如果京城变得如此混乱不堪,那么大明其他地方又将会变得怎么样呢?陛下治国当以无事为上,不可使天下纷纷扰扰,让百姓人心浮动难以管束啊。”
朱由检认真的听完了毕自严的理由,这才开口说道:“毕卿的话说的很好,但并不适合今天的大明。与民休息,国初时自然是正确的,毕竟当时江山鼎革,数十年战乱之后中原人烟稀落,百里无鸡鸣乃是常态。
因此太祖不欲生事,才制定下了休养生息,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但是二百五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荒无人烟之地也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地方,甚至连以往人迹绝踪的深山大谷也有了人家居住。
今天的大明,不是朝廷不去干预百姓的生活,民间就会平安无事,可以安居乐业的。大明人口的增长速度,加上各地缙绅对于土地的兼并程度,这就决定了,我大明百姓无田无产,找不到出路的游民会越来越多。
这些人,在大城市里就会变成苦力和流氓;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,就会侵占山林毁林种地,成为地方上没有户籍的棚户;或是结成团伙,盗采矿山,成为抗拒官府的山寨。
朕以为,在这种状况下,朝廷越是想要天下无事,不愿意主动去管理,天下就越是沸沸扬扬。地方上的良善之民得不到朝廷的保护,会对朝廷失去信心。而那些恶势力则会失去对朝廷的敬畏,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勾结,想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,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。
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,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,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,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,说朝廷不体恤百姓,是苛政猛于虎,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?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?”
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,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,反而因为熟悉实务,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。
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,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。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,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。
自董仲舒、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,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,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。
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,让他们安居乐业。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,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,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、宗族内部消化,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。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。
也因此,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,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,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,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,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,来作为自己的政绩,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。
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,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,但是他也脱离不了,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,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,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。
但是这在崇祯看来,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,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,和让人安于本分,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。
简单的来说,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,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,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,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。
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,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,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。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,不愿意吃糠咽菜,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。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,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,谁也没有把握。
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,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,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,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。
而为了能够长久保持自己吃红烧肉白米饭的权力,他们又制造了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,由上至下给最下层的民众带上了从肉体到思想上的枷锁。
只要民众保持对于封建礼教的敬畏,对于外部世界和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,他们就必然会依附和尊崇于本地的地主、缙绅和读书人,这也就构成了大明的统治秩序,也是千年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之道。
毕自严作为大明士大夫中间的佼佼者,他能看出大明目前存在的问题,但是却无法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,因此只能从中国历史的典籍中去寻找救治之途。他认为今天的大明之所以矛盾重重,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吏治腐败。而地方上缙绅的道德败坏,导致奸民群起而世风日下。
想要挽救大明的气运,还是在于重整人心,竖立道德上的标杆,希图恢复国初时政治清明的局面。但是他也并不认同,对活跃的民间商业进行全面的压制,恢复到某些道学先生推崇的,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纯粹农业社会中去。
毕竟他担任了亲民官这么久,比这些空谈阔论的道学先生们更为了解,今天的大明已经不能没有商业的存在了。南北经济发展的悬殊差距,使得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、布匹等货物,就会让百姓陷入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中去。
而且这一年来京城的变化,也让他重新树立了对于商业的认识,商业不仅仅在于互通有无,还能够给地方上带来大笔的税收,从而使得田不加赋而国用足。
毕自严所反对的是,崇祯过于抬高商人的地位,比如让商人自己探讨商业法律,并准许商人参与商业法庭的裁判,这无疑已经触动了士人的传统权力范围。
另一方面则是,政府过多的干预百姓的生活,把原本缙绅和读书人维持社会基层稳定的权力全部收归朝廷,这不仅大大的增加了朝廷治理地方的成本,还会破坏原本地方上的权力平衡,让朝廷和地方缙绅、读书人形成了对立的局面。
毕自严当然清楚,现在地方缙绅道德败坏,不少原本应当是维持地方稳定的缙绅,现在已经成为了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对象。这些缙绅蓄养着那些游手好闲的青皮流氓,鱼肉乡里,夺人产业,甚至于连同一阶层的士大夫们都不放过。
皇帝的质问,实在是让他难以回答。他明明知道皇帝说的也许是正确的,但是长久以来被灌输的儒家教育,又让他很难认同崇祯的说法。
看着毕自严默然不语,朱由检摇了摇头说道:“毕卿既然现在还难以决断,那么就不妨先看着吧。左右京城都是在朕和朝廷的眼皮底下,就算是出了什么岔子,总还是可以再改回来的么…”
本就心思不怎么坚定的毕自严终于还是被崇祯给说服了,决定先让市政厅全面管理京城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
送走了毕自严之后,崇祯让王承恩将山东巡抚沈宏所、同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召了进来。待这两位官员进来之后,朱由检抬头细细打量了一眼。其中一位官员尚算年富力强,但是另一位却是头发花白,带着一副西洋眼睛,看起来身体颇为虚弱。
看起来年轻些的是山东巡抚沈宏所,而年老体弱的那位却是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,接受了两人的行礼后,朱由检开门见山的对他两人说道:“朝廷准备对发源于山东境内的沂沭泗流域的季节性洪水进行治理。
初步设想是在河流上游修建水库蓄水,从骆马湖打通往灌河入海口的通道,从而分流洪水出海,保卫骆马湖周边、沂南、沂北的百姓家园和耕地,还可以把黄海夺淮后,此地因洪水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。
虽然沂沭泗河流域涉及到山东、河南、南直隶三地,但是主要还是以山东为主。所以朕希望山东能够负担起治理河流的主要任务,不过沈巡抚向朕推荐了张长史,说你曾经对沂沭河进行过考察,并向他建议过治理的计划,所以朕请你来京城,想要听听你对治理这片流域的想法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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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间被隔开的房间内,由于空间被缩小,因此仅仅一个熏笼就已经让房间内温暖如春了。在熏笼的上方还加装了一个铁皮制成的烟道,原本气味就很淡的炭火味道,现在更是难以闻到了。
“…陛下,刘重庆调任北京市市长,臣也非常赞成。但是以京城市政厅为主建立北京市政厅,还把宛平、大兴两县的京城部分划入北京市,是不是有所不妥?
京城市政厅虽然自成立以来分担了两县和顺天府的不少工作,但是自古以来朝廷治民,都是采用郡县制,百姓也早就习惯了县衙的存在。现在贸然让市政厅取代县一级的衙门,会不会让百姓对朝廷失去敬畏感?
自从京城市政厅在宛平、大兴两县设立商业法庭之后,商业纠纷的案子就从过往三天不到一件,变成了现在一天三十件左右。
如果让市政厅接管了两县在京城的辖区,那么失去了对衙门敬畏的百姓,会不会把平时的小纠纷也告上了法庭呢?这样的话,光是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,就会耗去市政厅大量的资源。
京城乃是天子脚下,大明的首善之区,如果京城变得如此混乱不堪,那么大明其他地方又将会变得怎么样呢?陛下治国当以无事为上,不可使天下纷纷扰扰,让百姓人心浮动难以管束啊。”
朱由检认真的听完了毕自严的理由,这才开口说道:“毕卿的话说的很好,但并不适合今天的大明。与民休息,国初时自然是正确的,毕竟当时江山鼎革,数十年战乱之后中原人烟稀落,百里无鸡鸣乃是常态。
因此太祖不欲生事,才制定下了休养生息,与民休息的政策。但是二百五十多年过去了,当年荒无人烟之地也都变成了人烟稠密的地方,甚至连以往人迹绝踪的深山大谷也有了人家居住。
今天的大明,不是朝廷不去干预百姓的生活,民间就会平安无事,可以安居乐业的。大明人口的增长速度,加上各地缙绅对于土地的兼并程度,这就决定了,我大明百姓无田无产,找不到出路的游民会越来越多。
这些人,在大城市里就会变成苦力和流氓;而在经济落后的地方,就会侵占山林毁林种地,成为地方上没有户籍的棚户;或是结成团伙,盗采矿山,成为抗拒官府的山寨。
朕以为,在这种状况下,朝廷越是想要天下无事,不愿意主动去管理,天下就越是沸沸扬扬。地方上的良善之民得不到朝廷的保护,会对朝廷失去信心。而那些恶势力则会失去对朝廷的敬畏,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勾结,想要取代朝廷在地方的官府,成为当地的权力中心。
朝廷之政令如果出不了京门,地方上一边借着朝廷的名义横征暴敛,一方面又拒绝向朝廷缴纳正常的税赋,还有人道貌岸然的公然煽动民众对抗朝廷,说朝廷不体恤百姓,是苛政猛于虎,这样的人究竟是想要做什么?毕卿不妨为朕解说一番?”
毕自严顿时沉默了下去,他不是对民生一无所知的士大夫,反而因为熟悉实务,被东林党人认为是少有的通晓经济的官员。
崇祯所说的这些民间弊况,他不是有所耳闻便是亲身接触过。但是他毕竟还是一个士大夫,从小学习的便是儒家的这一套治国理论。
自董仲舒、朱熹等学者对儒学不断的注解之后,儒家的礼教治国加上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,已经在大明正统的士大夫教育中根深蒂固了。
地方官府尽量不去干涉百姓的生活,让他们安居乐业。除了极少数的刑事案件,大部分民间发生的纠纷,最好能够让地方缙绅、宗族内部消化,不要把矛盾上交给地方官介入。这就是大明的政治正确。
也因此,在大明每六年一次的京察中,官员在任内的诉讼案件数量,也成为了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。这也就是所谓的政通人和,当然有些无能的官员便以此为借口,拒绝接受百姓的诉讼,来作为自己的政绩,那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了。
毕自严虽然比这些无能的官员要强,认为平息诉讼还是要立足于解决民间的矛盾上,但是他也脱离不了,把这些矛盾交给地方宗族自行处理,主张以道德教化为主,使得百姓恢复过去的淳朴习俗。
但是这在崇祯看来,所谓的道德教化和恢复淳朴习俗,无非就是一个愚民政策,和让人安于本分,遵从于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罢了。
简单的来说,大家都知道红烧肉好吃,儒家认为如果每个都知道了这个事实,就会人人都想弄红烧肉吃,没人愿意吃糠咽菜了。
红烧肉一共就这么多,白米饭也只够一小部分人食用,大部分人平日里只能吃糠咽菜。如果人人都想吃红烧肉白米饭,不愿意吃糠咽菜,岂不是天天都要进行斗争。就算有人一时侥幸吃到了红烧肉和白米饭,但是下一顿是不是还有的吃,谁也没有把握。
于是吃着红烧肉的士大夫们认为,只要让大部分人不知道红烧肉是什么滋味,甚至于认为红烧肉白米饭同糠菜窝头没什么区别,那么世界上就不会有这么多纠纷了。
而为了能够长久保持自己吃红烧肉白米饭的权力,他们又制造了政权、族权、神权、夫权,由上至下给最下层的民众带上了从肉体到思想上的枷锁。
只要民众保持对于封建礼教的敬畏,对于外部世界和社会处于一无所知的状态,他们就必然会依附和尊崇于本地的地主、缙绅和读书人,这也就构成了大明的统治秩序,也是千年以来每一个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之道。
毕自严作为大明士大夫中间的佼佼者,他能看出大明目前存在的问题,但是却无法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,因此只能从中国历史的典籍中去寻找救治之途。他认为今天的大明之所以矛盾重重,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吏治腐败。而地方上缙绅的道德败坏,导致奸民群起而世风日下。
想要挽救大明的气运,还是在于重整人心,竖立道德上的标杆,希图恢复国初时政治清明的局面。但是他也并不认同,对活跃的民间商业进行全面的压制,恢复到某些道学先生推崇的,“鸡犬之声相闻,老死不相往来”的纯粹农业社会中去。
毕竟他担任了亲民官这么久,比这些空谈阔论的道学先生们更为了解,今天的大明已经不能没有商业的存在了。南北经济发展的悬殊差距,使得北方失去了南方的粮食、布匹等货物,就会让百姓陷入到衣食无着的地步中去。
而且这一年来京城的变化,也让他重新树立了对于商业的认识,商业不仅仅在于互通有无,还能够给地方上带来大笔的税收,从而使得田不加赋而国用足。
毕自严所反对的是,崇祯过于抬高商人的地位,比如让商人自己探讨商业法律,并准许商人参与商业法庭的裁判,这无疑已经触动了士人的传统权力范围。
另一方面则是,政府过多的干预百姓的生活,把原本缙绅和读书人维持社会基层稳定的权力全部收归朝廷,这不仅大大的增加了朝廷治理地方的成本,还会破坏原本地方上的权力平衡,让朝廷和地方缙绅、读书人形成了对立的局面。
毕自严当然清楚,现在地方缙绅道德败坏,不少原本应当是维持地方稳定的缙绅,现在已经成为了引起社会矛盾激化的对象。这些缙绅蓄养着那些游手好闲的青皮流氓,鱼肉乡里,夺人产业,甚至于连同一阶层的士大夫们都不放过。
皇帝的质问,实在是让他难以回答。他明明知道皇帝说的也许是正确的,但是长久以来被灌输的儒家教育,又让他很难认同崇祯的说法。
看着毕自严默然不语,朱由检摇了摇头说道:“毕卿既然现在还难以决断,那么就不妨先看着吧。左右京城都是在朕和朝廷的眼皮底下,就算是出了什么岔子,总还是可以再改回来的么…”
本就心思不怎么坚定的毕自严终于还是被崇祯给说服了,决定先让市政厅全面管理京城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
送走了毕自严之后,崇祯让王承恩将山东巡抚沈宏所、同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召了进来。待这两位官员进来之后,朱由检抬头细细打量了一眼。其中一位官员尚算年富力强,但是另一位却是头发花白,带着一副西洋眼睛,看起来身体颇为虚弱。
看起来年轻些的是山东巡抚沈宏所,而年老体弱的那位却是鲁肃王右长史张耀芳,接受了两人的行礼后,朱由检开门见山的对他两人说道:“朝廷准备对发源于山东境内的沂沭泗流域的季节性洪水进行治理。
初步设想是在河流上游修建水库蓄水,从骆马湖打通往灌河入海口的通道,从而分流洪水出海,保卫骆马湖周边、沂南、沂北的百姓家园和耕地,还可以把黄海夺淮后,此地因洪水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出来。
虽然沂沭泗河流域涉及到山东、河南、南直隶三地,但是主要还是以山东为主。所以朕希望山东能够负担起治理河流的主要任务,不过沈巡抚向朕推荐了张长史,说你曾经对沂沭河进行过考察,并向他建议过治理的计划,所以朕请你来京城,想要听听你对治理这片流域的想法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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