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26章 一个真实的大明
“…根据以上各省的分别统计,两京一十三省的耕地总数约为783万顷。对各地亩产进行抽查测量的结果,其中长江以南区域,平均亩产约为石;长江同黄河之间,亩产约为石;而黄河以北区域,扣除陕西受灾地方,亩产约为1石。
淮河以北地区为旱作区,长江以南区域则为水作区,长江同淮河之间,则是水旱作业杂处。
以淮河为分界线,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,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7%左右。而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,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%以上。
本年度预计全国粮食产量约为10亿石,加工成精粮就是5亿5千石。我大明在册人口6千万,按照每人每年4石的标准,就是2亿4千石。
如果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话,今年的粮食应当足够我大明百姓消耗了。”张瑞图小心的观察着崇祯的神色,不慌不忙的读出了自己手上文件的结论。
让张瑞图失望的是,听了这份内阁关于崇祯元年粮食收获的报告文书后,崇祯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这让他也吃不准,自己是否要支持这份报告的结论。
今天的内阁会议,是九月份的最后一次。年初朝廷要求各地重新丈量耕地,并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,且核定各县人口及粮食亩产。
到了九月中旬,有九个省份的官员交上了自己的调查报告。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老老实实的下去统计了本县的情况,大多数县官只是让幕僚重新抄了一份往年的黄册,不过从这些上报的数据里,已经让人看出了不少问题了。
这次调查报告的结果,是各县直接向内阁申报的,所以地方大员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。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,当内阁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汇总之后,各府、各省所报的数据就出现了出入。
在后世的中国中,某个地区经济越发达,上缴的财税越多,主政地方的官员就会被视为能力出众,他本人也会作为官僚体系中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但是在今日的大明,地方上的经济有没有发展,不重要;地方上有没有兴建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工程,不重要;甚至于地方上出现了灾害,主政官员有没有及时行动减缓灾害,也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要听从上官的意思,不要给上官找麻烦,特别是不要让治下的豪族缙绅不开心。大明的官员能够稳步高升的,可不是那些会来事的官员。
而是那些善于逢迎上官,又能让地方上的缙绅豪族满意的官员。所谓官声,不就是那些缙绅豪族对某人的夸奖之声么。真正的平头百姓发出的声音,又怎么能传入到上位者的耳中呢。
再说了,天知道这些豪族缙绅背后站的是那个大人物,说不定是连上官都要点头哈腰逢迎的人物。得罪了平头百姓,天塌不下来,得罪了这些豪族缙绅,那么天也许真的会塌。
如何让这些缙绅豪族感觉你为人不错,莫过于输送利益。对于这些缙绅豪族来说,他们最大的利益也就是田税和人头税这块了。
只要能减少他们的税收,缙绅豪族们并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回馈官员。而这些官员同样没什么心理负担,反正损失的是朝廷,受益的可是自己。
再说了,朝廷少收几个钱,百姓口袋里不就多了几个钱么。按照先贤说的,这就叫与民休息,乃是为国为民的义举。
如果按照朝廷律法,一定要严格征收税负,一分都不肯拖欠,惹起了地方民怨。说不得他就成了众人口中搜刮百姓的贪官,成了身败名裂的酷吏了。
是以,从县到府,从府到省,最后汇报到朝廷的各地收成和税收,都是越来越少的。
比如这估算出来的年度粮食产量5亿5千石,到了最终汇报时,大约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。
大明的田赋为30税1,但是到了今天,各种杂税合在一起,差不多已经是10税1了。
如果按照正常税收,本年度的税收收入应当在5千5百万石左右。但最终朝廷能够收到的税收,应当在2千6、7百万石上下,这也和往年的税收状况相符。
而这多出来的税收,就进了地方官吏和豪族缙绅的口袋。只不过以往没有数据统计,所以大家知道地方官员瞒报税收,给自己捞取好处,只是没有预料到汇总起来会有这么惊人的数目。
当这份资料汇总到张瑞图手中之后,他顿时额头直冒冷汗,径自去找了首辅黄立极商议,并没有向其他同僚透露。
这份资料要是直接捅出去,那就是国初以来的又一起惊天大案,就算他是位高权重的阁臣也难以全身而退。
但是想要瞒下这份资料,又绝无可能。当各县向内阁汇报时,宫内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,显然皇帝手中已经掌握了这份汇总资料。
不管是黄立极还是张瑞图,都没有为那些官员陪葬的心思。也许皇帝不会惩治天下的官员,那样的话崇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
但是皇帝未必不会惩治,替那些官员们隐瞒的他们,毕竟这可是想要蒙蔽君上。崇祯已经给了内阁诸多权力,如果内阁有人还想剥夺皇帝的知情权,显然就是意图不轨了。即便是皇帝处置了他们,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喊冤的。
黄立极同张瑞图商议了半天,决定还是先看看崇祯的反应,再来决定自己的立场。
由张瑞图在内阁会议上作一个汇报,只讨论汇总数据的内容,不涉及到关于县、府、省三级政府数据出入的问题,也绝不主动提及实际税收和理论税收数目之间的巨大出入。
朱由检的目光同黄立极对视了片刻,便越过了他,停留在了坐在他左侧的郭允厚身上。
“郭先生,你是户部尚书,你对这份报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?”朱由检漫不经心的开口问道。
郭允厚只是迟疑了一下,便开口说道:“这份报告似乎过于乐观了,比如我大明登记在册的人口超过6千万,但是加上隐户的话,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。
户部之前为了确定北直隶的粮食缺口数额,计算各县真正的粮食余量,对北直隶各府县的耕地和人口实际数目进行了抽查。
虽然今年京畿一带出现了较大的旱情,但是因为陛下年初大兴水利和兴建京城道路、工坊,使得京畿地区虽然受灾,但是人口外流几乎没有,全部被京城内的工坊、京西的矿山、还有海河治理工程所吸纳了。
因此老臣以为,这次户部的调查统计应当还是能够真实的反应,各县的实际人口数目的。
顺天府两县、永平府一县…,我们总共抽查了8个县。根据对比,实际抽查的各县耕地数目,超过了在册耕地数目的12%。而各县的实际人口,超过了在册人口数量的3倍。
当然,京畿地区毕竟是我大明的首善之地,这里的社会环境要比周边几个省好的多,因此也许有不少是从周边省份逃荒过来的。
不过即便是如此,估算我大明的人口数目,应当不会低于一亿五千万。至于所谓的每年口粮一人四石,张阁老未免估计过高了些。
即便是京畿附近的贫民,每人一年三石都满足不了的家庭,也是大有人在。
按照这个最低标准,大明每年最少也要消耗四亿五千万石粮食。乍看起来,大明的粮食收入还是有所结余的,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
我大明的粮食产量并不均匀,北方少粮而南方多粮。从南方调粮北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,每年调运至通州的粮食就高达4百万石。
以往漕运畅通时,每运一石大米北上,路途中约花费二石。但是现在北方干旱,运河水量不足,进了山东就难以行船,往往运一石大米到通州,路费就要花去五、六石。
每年4百万石漕运,就消耗掉了2千多万石粮食。也就是说,即便是风调雨顺,我大明的粮食收成也就是刚好能够满足支出罢了。
今年又是准备同蒙古察哈尔部作战,又遇到了陕西大旱,今年的粮食缺口能够压缩在1千万石以内,老臣就真的要烧香还愿了。”
郭允厚的话语顿时让文华殿内的众人安静了下来,这一刻几位阁老都恨不得自己没有听过这份报告。
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,他们本就不应该听到这些数据。毕竟大明朝讲德治天下、讲仁孝治国,但是从来没提过以数据治国的说法。
因为没有各地数据的汇总整理,所以朝廷对于各地的情况,一般都是听各地巡抚总督的汇报,这些封疆大吏说没事,大家就愉快的混日子去了。
如果哪位封疆大吏敢说自己治下有问题,那就肯定是你的错,该抓的抓,该杀的杀。接着朝廷就开始换人,一直换到有人解决了问题,或是挨过了这个问题。
大明朝的官员对于朝政的处理,一向是信奉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。正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各地报送的数据,所以大明的官员对于大明从来没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过。
大家都是盲人摸象,只见一隅不见全局。偶然有个把人跳出了这个局部,想要向众人指出问题,也会被这些看不见全局的人所鄙夷打击。
当一艘船下沉的时候,船上的乘客不一定会怨恨让船沉没的人,但是多半会愤怒于那些告知他船要沉没消息的人。
张江陵也许就是那个看到了全局的人,但是他试图叫醒同僚和皇帝时,却被那些已经习惯于看不到全局的人所憎恨了。
郭允厚所摆出来的数据,让内阁众人不得不提前面对了问题,再也无法继续装看不见了。
这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体验,有的人觉得很振奋,他们觉得朝廷还有时间解决问题;有的人却很沮丧,因为他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下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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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河以北地区为旱作区,长江以南区域则为水作区,长江同淮河之间,则是水旱作业杂处。
以淮河为分界线,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,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7%左右。而南方地区的耕地种植非粮食作物的,大约占了耕地面积的8%以上。
本年度预计全国粮食产量约为10亿石,加工成精粮就是5亿5千石。我大明在册人口6千万,按照每人每年4石的标准,就是2亿4千石。
如果按照这些数据计算的话,今年的粮食应当足够我大明百姓消耗了。”张瑞图小心的观察着崇祯的神色,不慌不忙的读出了自己手上文件的结论。
让张瑞图失望的是,听了这份内阁关于崇祯元年粮食收获的报告文书后,崇祯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。这让他也吃不准,自己是否要支持这份报告的结论。
今天的内阁会议,是九月份的最后一次。年初朝廷要求各地重新丈量耕地,并保证粮食的种植面积,且核定各县人口及粮食亩产。
到了九月中旬,有九个省份的官员交上了自己的调查报告。虽然只有一小部分官员老老实实的下去统计了本县的情况,大多数县官只是让幕僚重新抄了一份往年的黄册,不过从这些上报的数据里,已经让人看出了不少问题了。
这次调查报告的结果,是各县直接向内阁申报的,所以地方大员们并没有过多的关注。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,当内阁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汇总之后,各府、各省所报的数据就出现了出入。
在后世的中国中,某个地区经济越发达,上缴的财税越多,主政地方的官员就会被视为能力出众,他本人也会作为官僚体系中的重点培养对象。
但是在今日的大明,地方上的经济有没有发展,不重要;地方上有没有兴建各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公共工程,不重要;甚至于地方上出现了灾害,主政官员有没有及时行动减缓灾害,也不重要。
重要的是,要听从上官的意思,不要给上官找麻烦,特别是不要让治下的豪族缙绅不开心。大明的官员能够稳步高升的,可不是那些会来事的官员。
而是那些善于逢迎上官,又能让地方上的缙绅豪族满意的官员。所谓官声,不就是那些缙绅豪族对某人的夸奖之声么。真正的平头百姓发出的声音,又怎么能传入到上位者的耳中呢。
再说了,天知道这些豪族缙绅背后站的是那个大人物,说不定是连上官都要点头哈腰逢迎的人物。得罪了平头百姓,天塌不下来,得罪了这些豪族缙绅,那么天也许真的会塌。
如何让这些缙绅豪族感觉你为人不错,莫过于输送利益。对于这些缙绅豪族来说,他们最大的利益也就是田税和人头税这块了。
只要能减少他们的税收,缙绅豪族们并不介意拿出一部分回馈官员。而这些官员同样没什么心理负担,反正损失的是朝廷,受益的可是自己。
再说了,朝廷少收几个钱,百姓口袋里不就多了几个钱么。按照先贤说的,这就叫与民休息,乃是为国为民的义举。
如果按照朝廷律法,一定要严格征收税负,一分都不肯拖欠,惹起了地方民怨。说不得他就成了众人口中搜刮百姓的贪官,成了身败名裂的酷吏了。
是以,从县到府,从府到省,最后汇报到朝廷的各地收成和税收,都是越来越少的。
比如这估算出来的年度粮食产量5亿5千石,到了最终汇报时,大约能剩下一半就不错了。
大明的田赋为30税1,但是到了今天,各种杂税合在一起,差不多已经是10税1了。
如果按照正常税收,本年度的税收收入应当在5千5百万石左右。但最终朝廷能够收到的税收,应当在2千6、7百万石上下,这也和往年的税收状况相符。
而这多出来的税收,就进了地方官吏和豪族缙绅的口袋。只不过以往没有数据统计,所以大家知道地方官员瞒报税收,给自己捞取好处,只是没有预料到汇总起来会有这么惊人的数目。
当这份资料汇总到张瑞图手中之后,他顿时额头直冒冷汗,径自去找了首辅黄立极商议,并没有向其他同僚透露。
这份资料要是直接捅出去,那就是国初以来的又一起惊天大案,就算他是位高权重的阁臣也难以全身而退。
但是想要瞒下这份资料,又绝无可能。当各县向内阁汇报时,宫内已经让人抄录了一份,显然皇帝手中已经掌握了这份汇总资料。
不管是黄立极还是张瑞图,都没有为那些官员陪葬的心思。也许皇帝不会惩治天下的官员,那样的话崇祯就真成了孤家寡人了。
但是皇帝未必不会惩治,替那些官员们隐瞒的他们,毕竟这可是想要蒙蔽君上。崇祯已经给了内阁诸多权力,如果内阁有人还想剥夺皇帝的知情权,显然就是意图不轨了。即便是皇帝处置了他们,也不会有人为他们喊冤的。
黄立极同张瑞图商议了半天,决定还是先看看崇祯的反应,再来决定自己的立场。
由张瑞图在内阁会议上作一个汇报,只讨论汇总数据的内容,不涉及到关于县、府、省三级政府数据出入的问题,也绝不主动提及实际税收和理论税收数目之间的巨大出入。
朱由检的目光同黄立极对视了片刻,便越过了他,停留在了坐在他左侧的郭允厚身上。
“郭先生,你是户部尚书,你对这份报告有没有什么不同的看法?”朱由检漫不经心的开口问道。
郭允厚只是迟疑了一下,便开口说道:“这份报告似乎过于乐观了,比如我大明登记在册的人口超过6千万,但是加上隐户的话,就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。
户部之前为了确定北直隶的粮食缺口数额,计算各县真正的粮食余量,对北直隶各府县的耕地和人口实际数目进行了抽查。
虽然今年京畿一带出现了较大的旱情,但是因为陛下年初大兴水利和兴建京城道路、工坊,使得京畿地区虽然受灾,但是人口外流几乎没有,全部被京城内的工坊、京西的矿山、还有海河治理工程所吸纳了。
因此老臣以为,这次户部的调查统计应当还是能够真实的反应,各县的实际人口数目的。
顺天府两县、永平府一县…,我们总共抽查了8个县。根据对比,实际抽查的各县耕地数目,超过了在册耕地数目的12%。而各县的实际人口,超过了在册人口数量的3倍。
当然,京畿地区毕竟是我大明的首善之地,这里的社会环境要比周边几个省好的多,因此也许有不少是从周边省份逃荒过来的。
不过即便是如此,估算我大明的人口数目,应当不会低于一亿五千万。至于所谓的每年口粮一人四石,张阁老未免估计过高了些。
即便是京畿附近的贫民,每人一年三石都满足不了的家庭,也是大有人在。
按照这个最低标准,大明每年最少也要消耗四亿五千万石粮食。乍看起来,大明的粮食收入还是有所结余的,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。
我大明的粮食产量并不均匀,北方少粮而南方多粮。从南方调粮北上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,每年调运至通州的粮食就高达4百万石。
以往漕运畅通时,每运一石大米北上,路途中约花费二石。但是现在北方干旱,运河水量不足,进了山东就难以行船,往往运一石大米到通州,路费就要花去五、六石。
每年4百万石漕运,就消耗掉了2千多万石粮食。也就是说,即便是风调雨顺,我大明的粮食收成也就是刚好能够满足支出罢了。
今年又是准备同蒙古察哈尔部作战,又遇到了陕西大旱,今年的粮食缺口能够压缩在1千万石以内,老臣就真的要烧香还愿了。”
郭允厚的话语顿时让文华殿内的众人安静了下来,这一刻几位阁老都恨不得自己没有听过这份报告。
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,他们本就不应该听到这些数据。毕竟大明朝讲德治天下、讲仁孝治国,但是从来没提过以数据治国的说法。
因为没有各地数据的汇总整理,所以朝廷对于各地的情况,一般都是听各地巡抚总督的汇报,这些封疆大吏说没事,大家就愉快的混日子去了。
如果哪位封疆大吏敢说自己治下有问题,那就肯定是你的错,该抓的抓,该杀的杀。接着朝廷就开始换人,一直换到有人解决了问题,或是挨过了这个问题。
大明朝的官员对于朝政的处理,一向是信奉头痛医头,脚痛医脚。正因为他们手中没有各地报送的数据,所以大明的官员对于大明从来没有深入而全面的了解过。
大家都是盲人摸象,只见一隅不见全局。偶然有个把人跳出了这个局部,想要向众人指出问题,也会被这些看不见全局的人所鄙夷打击。
当一艘船下沉的时候,船上的乘客不一定会怨恨让船沉没的人,但是多半会愤怒于那些告知他船要沉没消息的人。
张江陵也许就是那个看到了全局的人,但是他试图叫醒同僚和皇帝时,却被那些已经习惯于看不到全局的人所憎恨了。
郭允厚所摆出来的数据,让内阁众人不得不提前面对了问题,再也无法继续装看不见了。
这种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体验,有的人觉得很振奋,他们觉得朝廷还有时间解决问题;有的人却很沮丧,因为他们不能再把责任推给下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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