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02章 大明的友人
3月下旬,第一次大明商人代表大会终于结束了,这次大会除了制定各种大宗商品的税收比率;分出了国内税和关税之间的区别;废除了税卡形式的重复征税方式,而代以一次性征收的流通税外。
最重要的还是制定了一部商业法,这部商业法除了规定商业纠纷的处理办法之外,还对原先世袭的商户制度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。
皇帝以现在大多数商人都不是商户出身为由,对经营商业的商人采取了申报制度。
即不管原来本业是什么,凡是本金超过了300两,一年贸易额度超过1000两的商人,都必须向本地的财税局进行申报,成立一个商业组织,每年缴纳3%的营业税。
而原本各地实施的市肆门摊税,被予以取消,并废除了宝钞纳税的条文。
市肆门摊税原本是针对所有市场上的大小商贩,按照一两银子征收两分四厘三毫的税收。不过大明并没有专门的商税征收部门,而是通过各县的胥吏衙役进行征税。
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,大量的税收被这些底层胥吏中饱私囊不说,市场上的商人们也同样怨气满腹。至于宝钞纳税,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。
大部分的商人代表们,对于皇帝推出的这一条新制度,虽然存有疑虑,但是在能够规范税收制度,并获得税收监督权力的前提下,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反对这一条。
除了这些制度和法律条文之外,商人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,还成立了各行业的协会,作为指导本行业的发展及同朝廷沟通的渠道。
此外,大会还选出了39名商人代表,作为常任代表。这些代表将会监督各地的商业税收状况,及商业法的执行情况等。
大会结束之后,不少商人代表就踏上了回乡的旅程。但还有不少商人代表们,已经瞄上了边商贸易,他们继续逗留在京城,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插上一脚。
商人代表大会的结束,对于崇祯来说,不是一桩事情的结束,而是更多繁忙事务的开始。
商人代表大会还没结束,崇祯已经同户部尚书郭允厚进行了数次商议,如何把工商税征收单独分离出一个部门出来,同各地新建的财税局进行上下对接,对大明的工商税收进行统一管理。
贵州清吏司的主官郑廷楫被调离出来,担任了中央财税司的郎中。这个司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从户部其他各司抽调的,而是聘用了不少留在京城的商人代表,还有一部分四海商行的职员。
中央财税司成立的第一件事,就是对于各地的税卡进行整顿,清退各税卡的不合格人员,并抽调和招募人员在各开放港口建立海关局。
当崇祯沉浸于这种忙碌的日子里时,从辽东而来的一名骑士带来的消息,打断了他这种平静而忙碌的生活。
武英殿内,朱由检看完了杨镐写给他的书信,又听了锦衣卫王琦带回来的,关于沈阳和后金的一些情报汇总。
思索了许久之后,才对着王琦说道:“关于收敛辽东死难将士尸骸的事,就按照杨太常的建议去做吧。沈阳以北区域的在当地购买土地进行下葬,待日后收复辽东后再行处理。
至于沈阳以南区域的尸骨,能运回来的都尽量运回来。辽东将士希望把这些死难将士的尸骨留在辽东,那么就在宁远以南找一块地方安置他们。”
朱由检说着便转头对着身后的王承恩吩咐道:“让司礼监拟诏,在宁远和京城北郊各建一所辽东忠烈祠,内库拨款3万两,让工部派人督工修建。
另外,让王体乾代朕前往宁远,对辽东死难将士进行祭祀,至于朝廷方面则以王在晋作为代表。命令翰林院写一篇祭文出来,朕要亲自过目…”
安排好了辽东死难将士尸骸后事的安排之后,朱由检再次沉默了许久,才对着王琦说道。
“对于后金内部形势的情报收集,锦衣卫做的很不错。除了收集这些市场上物价波动的消息外,可以试着收集一下沈阳城内的人口数目、行业构成,还有辽东各地出产的物产情报。
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状况下,了解下辽东各族群之间的关系,风俗、文化和传统,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、野人女真之间的关系和区别。”
王琦聚精会神的聆听着皇帝的吩咐,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只有当皇帝再次沉默下来时,他才小心的问道:“请问陛下,关于杨大人请求拉拢阿敏,在后金内部制造内乱的方案,陛下有何决定?”
后金四大贝勒共同执政,众满洲权贵议政的政治制度,在杨镐看来,这是一个权力分散,内部势力互相牵制的有缺陷的政治制度。只要稍稍加以收买,就能让四大贝勒之间出现分裂,从而导致后金的内乱。
在他同阿敏、代善等后金权贵的交往中,也证实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,这些后金权贵对于内部的矛盾从不加以掩饰,即便是在他这个明国使臣面前,也毫不隐瞒对于政敌的厌恶感。
是以杨镐颇有些跃跃欲试,试图在四大贝勒之间做些什么,来促成这种内乱的发生。在杨镐看来,不管这场内乱谁赢的了胜利,都会让后金元气大伤,让辽东平静上几年。
不过朱由检认为,这位旧辽东经略估计的似乎太过于乐观了。在他所记得的历史上,现在这位后金的天聪汗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,就游刃有余的除掉了,现在同他并列齐驱的三大贝勒。
也就是说,哪怕杨镐什么都不做,后金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也是要激化的。但是以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,和那些辽东将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。
朱由检几乎可以确定,当皇太极收拾完自己的政敌,这些辽东军大约都不会知道后金发生了什么事,或者说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这种状况除了败坏明朝那点可怜的信用度外,就是坚定了后金内部中间势力反对明朝决心,顺便给皇太极增加一些统治的威望而已。
说到底,就是明朝没有干涉后金内部事务的力量。因此,即便是后金内部出现了亲近明朝的力量,明朝也无法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支持。
而指望后金内部自行发生变化,再出现一个顺义王,显然是杨镐的妄想。
朱由检沉吟了半天之后,终于下定了决心,他对着王琦说道:“你回去后,告诉杨太常,不要试图去说服阿敏背叛后金,我们现阶段还支付不起这个代价,也暂时不需要辽东的战争再持续下去。
阿敏现在背叛后金,他的损失会很大,但是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支持却几乎没有。即便是他成功从后金分裂出去,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感激。这不过是前门驱虎,后门迎狼的结局。
后金的八旗制度,出则为兵,入则为民。各八旗旗主名义上拥有对旗民的控制权力,但是在战时,八旗旗丁的军事指挥权力却统一在后金大汗的名下。
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,八旗军就一直征战不休。八旗旗民几乎没有安稳的耕地种田时间,这也就使得八旗旗主对于旗民的控制权力大大降低了。
黄台吉在四贝勒中实力最为低微,但是凭借着接任后金大汗的大义,战时对八旗军的统帅可谓名正言顺。
只要战争一直延续下去,他就能利用八旗军制,把女真各部熔炼为一体,削弱八旗旗主对于领民的控制力量。
后金的军制,战争所获除了三成交于国库之外,其余缴获就会由大汗分于参加战争的各旗军队。但是按照八旗制度,各旗旗民生产出来的财富,却归于各旗旗主支配。
如果想要让后金内部的斗争失去控制,只要繁其枝叶,削其根本就可以了。只有八旗内部的旗民认为,种田的收入比打仗的收益更高,后金才会发生真正的内乱。
说服一个阿敏或是几个女真亲贵,是动摇不了女真的根本的。光靠我们花钱去收买,也影响不了女真下层民众渴望战争的心理。”
对于皇帝的分析,王琦只能理解一小半内容,他只能硬生生的背下来,准备带回沈阳去向杨经略进行复述。
朱由检在办公桌前来回走动了数次,才停下来继续说道:“后金出产的大宗货物,向来只有人参、貂皮和各种兽皮几类货物。
根据你们收集的情报,这些货物在后金都是被几个商人统一进行贩卖,甚至于八旗旗主也难以插手。
让杨太常转告阿敏,我们并不想在后金内部找什么盟友,不过我们不反对同某些亲近明朝的人士交个朋友。
如果阿敏,能够成为后金内部维护同大明和平关系的重要力量,那么就是我大明的好朋友。大明并不愿意插手后金的内部事务,也不支持后金内乱中的任何派系。
如果他愿意成为大明的友人,那么大明愿意向他收购不限量的大豆和木材,并以棉布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作为货款进行支付。收购价格可以比照沈阳市场高上一成,每两年签订一次商业合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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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重要的还是制定了一部商业法,这部商业法除了规定商业纠纷的处理办法之外,还对原先世袭的商户制度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。
皇帝以现在大多数商人都不是商户出身为由,对经营商业的商人采取了申报制度。
即不管原来本业是什么,凡是本金超过了300两,一年贸易额度超过1000两的商人,都必须向本地的财税局进行申报,成立一个商业组织,每年缴纳3%的营业税。
而原本各地实施的市肆门摊税,被予以取消,并废除了宝钞纳税的条文。
市肆门摊税原本是针对所有市场上的大小商贩,按照一两银子征收两分四厘三毫的税收。不过大明并没有专门的商税征收部门,而是通过各县的胥吏衙役进行征税。
没有有效的监管手段,大量的税收被这些底层胥吏中饱私囊不说,市场上的商人们也同样怨气满腹。至于宝钞纳税,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纸空文。
大部分的商人代表们,对于皇帝推出的这一条新制度,虽然存有疑虑,但是在能够规范税收制度,并获得税收监督权力的前提下,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反对这一条。
除了这些制度和法律条文之外,商人代表大会结束的时候,还成立了各行业的协会,作为指导本行业的发展及同朝廷沟通的渠道。
此外,大会还选出了39名商人代表,作为常任代表。这些代表将会监督各地的商业税收状况,及商业法的执行情况等。
大会结束之后,不少商人代表就踏上了回乡的旅程。但还有不少商人代表们,已经瞄上了边商贸易,他们继续逗留在京城,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插上一脚。
商人代表大会的结束,对于崇祯来说,不是一桩事情的结束,而是更多繁忙事务的开始。
商人代表大会还没结束,崇祯已经同户部尚书郭允厚进行了数次商议,如何把工商税征收单独分离出一个部门出来,同各地新建的财税局进行上下对接,对大明的工商税收进行统一管理。
贵州清吏司的主官郑廷楫被调离出来,担任了中央财税司的郎中。这个司的大部分成员并不是从户部其他各司抽调的,而是聘用了不少留在京城的商人代表,还有一部分四海商行的职员。
中央财税司成立的第一件事,就是对于各地的税卡进行整顿,清退各税卡的不合格人员,并抽调和招募人员在各开放港口建立海关局。
当崇祯沉浸于这种忙碌的日子里时,从辽东而来的一名骑士带来的消息,打断了他这种平静而忙碌的生活。
武英殿内,朱由检看完了杨镐写给他的书信,又听了锦衣卫王琦带回来的,关于沈阳和后金的一些情报汇总。
思索了许久之后,才对着王琦说道:“关于收敛辽东死难将士尸骸的事,就按照杨太常的建议去做吧。沈阳以北区域的在当地购买土地进行下葬,待日后收复辽东后再行处理。
至于沈阳以南区域的尸骨,能运回来的都尽量运回来。辽东将士希望把这些死难将士的尸骨留在辽东,那么就在宁远以南找一块地方安置他们。”
朱由检说着便转头对着身后的王承恩吩咐道:“让司礼监拟诏,在宁远和京城北郊各建一所辽东忠烈祠,内库拨款3万两,让工部派人督工修建。
另外,让王体乾代朕前往宁远,对辽东死难将士进行祭祀,至于朝廷方面则以王在晋作为代表。命令翰林院写一篇祭文出来,朕要亲自过目…”
安排好了辽东死难将士尸骸后事的安排之后,朱由检再次沉默了许久,才对着王琦说道。
“对于后金内部形势的情报收集,锦衣卫做的很不错。除了收集这些市场上物价波动的消息外,可以试着收集一下沈阳城内的人口数目、行业构成,还有辽东各地出产的物产情报。
在不引起别人注意的状况下,了解下辽东各族群之间的关系,风俗、文化和传统,建州女真、海西女真、野人女真之间的关系和区别。”
王琦聚精会神的聆听着皇帝的吩咐,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只有当皇帝再次沉默下来时,他才小心的问道:“请问陛下,关于杨大人请求拉拢阿敏,在后金内部制造内乱的方案,陛下有何决定?”
后金四大贝勒共同执政,众满洲权贵议政的政治制度,在杨镐看来,这是一个权力分散,内部势力互相牵制的有缺陷的政治制度。只要稍稍加以收买,就能让四大贝勒之间出现分裂,从而导致后金的内乱。
在他同阿敏、代善等后金权贵的交往中,也证实了他的猜测是正确的,这些后金权贵对于内部的矛盾从不加以掩饰,即便是在他这个明国使臣面前,也毫不隐瞒对于政敌的厌恶感。
是以杨镐颇有些跃跃欲试,试图在四大贝勒之间做些什么,来促成这种内乱的发生。在杨镐看来,不管这场内乱谁赢的了胜利,都会让后金元气大伤,让辽东平静上几年。
不过朱由检认为,这位旧辽东经略估计的似乎太过于乐观了。在他所记得的历史上,现在这位后金的天聪汗几乎没遇到什么阻碍,就游刃有余的除掉了,现在同他并列齐驱的三大贝勒。
也就是说,哪怕杨镐什么都不做,后金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也是要激化的。但是以明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,和那些辽东将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性格。
朱由检几乎可以确定,当皇太极收拾完自己的政敌,这些辽东军大约都不会知道后金发生了什么事,或者说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这种状况除了败坏明朝那点可怜的信用度外,就是坚定了后金内部中间势力反对明朝决心,顺便给皇太极增加一些统治的威望而已。
说到底,就是明朝没有干涉后金内部事务的力量。因此,即便是后金内部出现了亲近明朝的力量,明朝也无法给予他们军事上的支持。
而指望后金内部自行发生变化,再出现一个顺义王,显然是杨镐的妄想。
朱由检沉吟了半天之后,终于下定了决心,他对着王琦说道:“你回去后,告诉杨太常,不要试图去说服阿敏背叛后金,我们现阶段还支付不起这个代价,也暂时不需要辽东的战争再持续下去。
阿敏现在背叛后金,他的损失会很大,但是我们能够给予他的支持却几乎没有。即便是他成功从后金分裂出去,也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感激。这不过是前门驱虎,后门迎狼的结局。
后金的八旗制度,出则为兵,入则为民。各八旗旗主名义上拥有对旗民的控制权力,但是在战时,八旗旗丁的军事指挥权力却统一在后金大汗的名下。
努尔哈赤自起兵以来,八旗军就一直征战不休。八旗旗民几乎没有安稳的耕地种田时间,这也就使得八旗旗主对于旗民的控制权力大大降低了。
黄台吉在四贝勒中实力最为低微,但是凭借着接任后金大汗的大义,战时对八旗军的统帅可谓名正言顺。
只要战争一直延续下去,他就能利用八旗军制,把女真各部熔炼为一体,削弱八旗旗主对于领民的控制力量。
后金的军制,战争所获除了三成交于国库之外,其余缴获就会由大汗分于参加战争的各旗军队。但是按照八旗制度,各旗旗民生产出来的财富,却归于各旗旗主支配。
如果想要让后金内部的斗争失去控制,只要繁其枝叶,削其根本就可以了。只有八旗内部的旗民认为,种田的收入比打仗的收益更高,后金才会发生真正的内乱。
说服一个阿敏或是几个女真亲贵,是动摇不了女真的根本的。光靠我们花钱去收买,也影响不了女真下层民众渴望战争的心理。”
对于皇帝的分析,王琦只能理解一小半内容,他只能硬生生的背下来,准备带回沈阳去向杨经略进行复述。
朱由检在办公桌前来回走动了数次,才停下来继续说道:“后金出产的大宗货物,向来只有人参、貂皮和各种兽皮几类货物。
根据你们收集的情报,这些货物在后金都是被几个商人统一进行贩卖,甚至于八旗旗主也难以插手。
让杨太常转告阿敏,我们并不想在后金内部找什么盟友,不过我们不反对同某些亲近明朝的人士交个朋友。
如果阿敏,能够成为后金内部维护同大明和平关系的重要力量,那么就是我大明的好朋友。大明并不愿意插手后金的内部事务,也不支持后金内乱中的任何派系。
如果他愿意成为大明的友人,那么大明愿意向他收购不限量的大豆和木材,并以棉布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作为货款进行支付。收购价格可以比照沈阳市场高上一成,每两年签订一次商业合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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