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66章 浙商的选择
“是啊,正因为每丈石塘高达300两白银,所以依靠个人或是单个地方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,朝廷所征收的商税正应当为此而设。”
朱由检拦住了其他商人认为不可能完成捍海石塘的发言,在各位商人陷入沉默时,他继续补充道。
“浙江所征收的商税,2成将会留给地方官府使用,4成将会指定用于修建捍海石塘,整个钱塘江两岸按照被江潮危害的程度,将会全部修缮一遍。剩下的4成才会上缴给朝廷。”
孙春阳看了看左右同乡的表情,才试探的对崇祯提出:“陛下,钱塘江受到江潮影响的区域约数百里,陛下预备在多长时间内,修缮完所有的捍海石塘。”
孙春阳的问题引起了所有商人代表的关注,修建捍海石塘固然是好事,但是如果朝廷好大喜功,想着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这一壮举,那么这就是浙江人的灾难。
他们这些浙江商人宁可忍受年年溃堤,年年修土塘的困境,也绝不会去支持皇帝的设想。
朱由检想了想,谨慎的回答道:“钱塘江大潮虽然对两岸百姓都构成了威胁,但是北岸的威胁又大于南岸,而北岸部分地段的危险性又大于其他地段。
因此,朝廷将会统一建立一个钱塘江治理委员会,对钱塘江各段江岸进行评估,然后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施工。
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有朝廷任命的治水官,当地士绅,水利专家,还应该有各位商人代表的一席之地。
委员会不仅要决定修筑捍海石塘的先后秩序,还有权决定修建石塘所用的各种原料,和监管资金的使用去向。
钱塘江两岸的捍海石塘是百年大计,自然不会局限于几年之内完成。朕以为应当经过仔细的考察,制定出附和常理的施工工期,在合理的年限之内完成才是。”
皇帝的解释打消了这些商人代表心中的疑惑,但是对于所增收的商税朝廷要拿走4成,让这些商人们感到肉疼。
特别是靠近宁波地区的商人代表们,他们的家园遭遇钱塘江大潮的威胁较少,修建捍海石塘的方案,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吃了亏了。
但是在浙江省内,宁波地区的商人地位、势力,远不如江北杭嘉湖平原上的商人。因此他们也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方案,只能以朝廷提取的商税比例太高为由,做为消极对抗征收商税的手段。
朱由检并没有答应这些商人代表,调低朝廷抽取商税的比例。而是胸有成竹的抛出了另一个诱饵,成立舟山自由市,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设想。
老实说,成立一个对外贸易港的诱惑,对这些商人代表们的吸引力并不算大。就算没有这个公开的名义,宁波的士绅豪商们,也同样在进行走私贸易。
但是一个让商人们掌握行政权力的舟山市,却终于引起了这些浙江商人们的兴趣。除了司法和海防之外,其他施政的权力由商人推举代表进行公论,这显然打动了这些商人代表们心中的权力欲望。
孙春阳总觉得自己听到的话语不是真实的,他不由出声向崇祯求证道:“陛下的意思是,朝廷除了这个舟山市的司法、海防和征税之外,其他的一切事务都不会插手吗?”
朱由检仔细思考了一回,才谨慎的说道:“大致上是如此,当然商人代表们推举的舟山自由市市长,必须要经过朝廷的任命,朕不会允许一个非大明人士,或是一个罪犯,担任舟山自由市的市长。”
“陛下所言甚是,这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。”孙春阳等商人代表们,顿时向皇帝附和着。
一位商人代表则有些心情激动的向崇祯询问道:“敢问陛下,这个市长是几品官,可能够享受朝廷正制官的待遇吗?”
朱由检听了不由一愣,他扫视了一眼下方的商人代表们,发现这些商人代表们都一脸期待着等待他的回答。
他心里思量了半天,才觉得自己以为最重要的,舟山自由市的权力下方,在这些商人的代表的眼中,却成了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了。
朱由检想着便说道:“现在当然是不可能,朝廷对于舟山自由市的设想依然存在保留态度,只有在证明了自由市的方式是可行的,我们才能考虑其他想法…”
在经过了一番艰难的会谈之后,20名浙江商人代表们,都向皇帝承诺,他们会支持皇帝在商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商税改革方案。
从浙江商人代表的会场走出来,朱由检对于整个商人代表大会能否召开成功,已经有了大半的底气了。
不过他也知道,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。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会通过有利于朝廷的商税改革方案。
但是想要真正把大会通过的商税改革方案落实下去,把商税按照规定征收上来,这却是另一回事。
大明是一个宗族社会,自然商人势力的兴起,也是按照地域发展起来的。
围绕洞庭湖、太湖区域的商人,苏松一带的布商等等,但是真正能影响到大明各地商业活动的商人势力,却只有两个。
一个是以山右商人为代表的,山陕商人。他们主要靠输边的粮食和盐两门生意发展起来的,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区的商业。
随着开中法的衰败,朝廷对于边境贸易的打击和控制,这些商人们逐渐把财力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上。淮扬盐商曾经就是晋商的代名词。
当然,随着大明朝政的腐败,中枢威望不断下降。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又再度活跃了起来,不过都是以边军和商人勾结实施的走私贸易为主。
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,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。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徽州商人,凭借着粮食、木材和典当行的生意发家,在长江以南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。
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内陆地区,甚至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。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,徽州商人的财力,也开始逐渐向两个行当上聚集了。
一个是典当业,徽州商人同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,及同乡之间的互助精神,使得他们可以筹集起较大的资本,和降低无法回收债务的风险。
而另一个,则是大明商人们都眼红耳热的盐业。朝廷每年所收到的盐税不及正常额度的十分之一,而各地的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。可想而知,盐业的暴利都落进了谁的口袋。
一个一文不名的商贾,找到门路进入盐业之后,十数年后就能聚敛起十几、数十万两的资产,这种商业神话只会发生在盐商之中。
资本是趋利的,正因为盐业的这种暴利,导致了大明的财富不断的向盐业集中,而无法分润给其他手工业。这也使得,江南的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关系,却始终不能跨过最后的门槛。
如果朱由检想要在商人代表大会通过征收商税的方案后,尽快落实这些措施,凭借现在腐败而低效的大明征税体系,显然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。
而朱由检认为,最适宜监控这些商人经济活动,协助税收工作的,某过于晋商和徽商手中的典当业了。
拉拢其中一方,打击另一方。无疑是政治斗争的不二法门,同样也适用于商业活动。
徽州商人虽然通过和官员的良好关系,为自己的商业活动保驾护航,从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。
但是起步太迟,根基不稳,终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弱点。徽州商人虽然打入了两淮盐业,但是旧有的盐商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,并打压着徽州商人在盐业中扩大份额。
比如说淮扬外地盐商在扬州可以落下户籍,叫做商籍。凭借这个商籍,盐商子弟能够获得特殊的童生配额,事实上这就等于向这些盐商家族开放了进入仕途的门禁。
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获得商籍,出身山陕的淮扬盐商就极力反对徽州商人在扬州落籍,而这也是晋商和徽商之间矛盾最大的一点。
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,以林塘范无病、休宁汪逢元、程德斡为首。范无病经营米业,汪逢元经营典当业、程德斡是一名木商。
虽然徽商代表中没有盐商,但是代表江苏的商人中,却大多以盐商为主,包括晋商和徽商出身的盐商。
这些天来,皇帝对于晋商和徽商资料的搜集,同样看在了王承恩等宫内太监的眼里。
就他们的立场来说,自然是倾向于晋商。毕竟山西就在北方,且晋商发家久远,在京城中还存留着不小的影响。
长芦盐场尚未被四海商行吞并之前,长芦盐场出产的食盐就基本上被晋商所收购。
因此当崇祯离开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会场后,在会同馆内腾出来的一间房间内,继续研究晋商和徽商的资料时。
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祯说道:“陛下,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后就四处奔走,企图拉拢朝廷官员为他们向朝廷主张,凡是扬州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。臣以为,这些徽州商人汲汲于利益,恐非良善之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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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由检拦住了其他商人认为不可能完成捍海石塘的发言,在各位商人陷入沉默时,他继续补充道。
“浙江所征收的商税,2成将会留给地方官府使用,4成将会指定用于修建捍海石塘,整个钱塘江两岸按照被江潮危害的程度,将会全部修缮一遍。剩下的4成才会上缴给朝廷。”
孙春阳看了看左右同乡的表情,才试探的对崇祯提出:“陛下,钱塘江受到江潮影响的区域约数百里,陛下预备在多长时间内,修缮完所有的捍海石塘。”
孙春阳的问题引起了所有商人代表的关注,修建捍海石塘固然是好事,但是如果朝廷好大喜功,想着要在几年之内完成这一壮举,那么这就是浙江人的灾难。
他们这些浙江商人宁可忍受年年溃堤,年年修土塘的困境,也绝不会去支持皇帝的设想。
朱由检想了想,谨慎的回答道:“钱塘江大潮虽然对两岸百姓都构成了威胁,但是北岸的威胁又大于南岸,而北岸部分地段的危险性又大于其他地段。
因此,朝廷将会统一建立一个钱塘江治理委员会,对钱塘江各段江岸进行评估,然后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施工。
这个委员会不仅要有朝廷任命的治水官,当地士绅,水利专家,还应该有各位商人代表的一席之地。
委员会不仅要决定修筑捍海石塘的先后秩序,还有权决定修建石塘所用的各种原料,和监管资金的使用去向。
钱塘江两岸的捍海石塘是百年大计,自然不会局限于几年之内完成。朕以为应当经过仔细的考察,制定出附和常理的施工工期,在合理的年限之内完成才是。”
皇帝的解释打消了这些商人代表心中的疑惑,但是对于所增收的商税朝廷要拿走4成,让这些商人们感到肉疼。
特别是靠近宁波地区的商人代表们,他们的家园遭遇钱塘江大潮的威胁较少,修建捍海石塘的方案,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是吃了亏了。
但是在浙江省内,宁波地区的商人地位、势力,远不如江北杭嘉湖平原上的商人。因此他们也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方案,只能以朝廷提取的商税比例太高为由,做为消极对抗征收商税的手段。
朱由检并没有答应这些商人代表,调低朝廷抽取商税的比例。而是胸有成竹的抛出了另一个诱饵,成立舟山自由市,作为对外贸易港口的设想。
老实说,成立一个对外贸易港的诱惑,对这些商人代表们的吸引力并不算大。就算没有这个公开的名义,宁波的士绅豪商们,也同样在进行走私贸易。
但是一个让商人们掌握行政权力的舟山市,却终于引起了这些浙江商人们的兴趣。除了司法和海防之外,其他施政的权力由商人推举代表进行公论,这显然打动了这些商人代表们心中的权力欲望。
孙春阳总觉得自己听到的话语不是真实的,他不由出声向崇祯求证道:“陛下的意思是,朝廷除了这个舟山市的司法、海防和征税之外,其他的一切事务都不会插手吗?”
朱由检仔细思考了一回,才谨慎的说道:“大致上是如此,当然商人代表们推举的舟山自由市市长,必须要经过朝廷的任命,朕不会允许一个非大明人士,或是一个罪犯,担任舟山自由市的市长。”
“陛下所言甚是,这自然是理所当然之事。”孙春阳等商人代表们,顿时向皇帝附和着。
一位商人代表则有些心情激动的向崇祯询问道:“敢问陛下,这个市长是几品官,可能够享受朝廷正制官的待遇吗?”
朱由检听了不由一愣,他扫视了一眼下方的商人代表们,发现这些商人代表们都一脸期待着等待他的回答。
他心里思量了半天,才觉得自己以为最重要的,舟山自由市的权力下方,在这些商人的代表的眼中,却成了进入官场的终南捷径了。
朱由检想着便说道:“现在当然是不可能,朝廷对于舟山自由市的设想依然存在保留态度,只有在证明了自由市的方式是可行的,我们才能考虑其他想法…”
在经过了一番艰难的会谈之后,20名浙江商人代表们,都向皇帝承诺,他们会支持皇帝在商人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商税改革方案。
从浙江商人代表的会场走出来,朱由检对于整个商人代表大会能否召开成功,已经有了大半的底气了。
不过他也知道,这不过是万里长征第一步而已。他可以左右商人代表大会通过有利于朝廷的商税改革方案。
但是想要真正把大会通过的商税改革方案落实下去,把商税按照规定征收上来,这却是另一回事。
大明是一个宗族社会,自然商人势力的兴起,也是按照地域发展起来的。
围绕洞庭湖、太湖区域的商人,苏松一带的布商等等,但是真正能影响到大明各地商业活动的商人势力,却只有两个。
一个是以山右商人为代表的,山陕商人。他们主要靠输边的粮食和盐两门生意发展起来的,一度掌控了西北地区的商业。
随着开中法的衰败,朝廷对于边境贸易的打击和控制,这些商人们逐渐把财力转移到了两淮盐业上。淮扬盐商曾经就是晋商的代名词。
当然,随着大明朝政的腐败,中枢威望不断下降。西北地区的边境贸易又再度活跃了起来,不过都是以边军和商人勾结实施的走私贸易为主。
而可以和山右商人相抗衡的,这是南方的新安商人。这些在大明中后期才开始发展起来的徽州商人,凭借着粮食、木材和典当行的生意发家,在长江以南拥有着广泛的影响力。
在长江以南的部分内陆地区,甚至有无徽不成市的说法。到了崇祯登基的时候,徽州商人的财力,也开始逐渐向两个行当上聚集了。
一个是典当业,徽州商人同官员之间的良好关系,及同乡之间的互助精神,使得他们可以筹集起较大的资本,和降低无法回收债务的风险。
而另一个,则是大明商人们都眼红耳热的盐业。朝廷每年所收到的盐税不及正常额度的十分之一,而各地的盐价却始终居高不下。可想而知,盐业的暴利都落进了谁的口袋。
一个一文不名的商贾,找到门路进入盐业之后,十数年后就能聚敛起十几、数十万两的资产,这种商业神话只会发生在盐商之中。
资本是趋利的,正因为盐业的这种暴利,导致了大明的财富不断的向盐业集中,而无法分润给其他手工业。这也使得,江南的经济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雇佣关系,却始终不能跨过最后的门槛。
如果朱由检想要在商人代表大会通过征收商税的方案后,尽快落实这些措施,凭借现在腐败而低效的大明征税体系,显然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。
而朱由检认为,最适宜监控这些商人经济活动,协助税收工作的,某过于晋商和徽商手中的典当业了。
拉拢其中一方,打击另一方。无疑是政治斗争的不二法门,同样也适用于商业活动。
徽州商人虽然通过和官员的良好关系,为自己的商业活动保驾护航,从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。
但是起步太迟,根基不稳,终究是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弱点。徽州商人虽然打入了两淮盐业,但是旧有的盐商们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,并打压着徽州商人在盐业中扩大份额。
比如说淮扬外地盐商在扬州可以落下户籍,叫做商籍。凭借这个商籍,盐商子弟能够获得特殊的童生配额,事实上这就等于向这些盐商家族开放了进入仕途的门禁。
并不是所有商人都能获得商籍,出身山陕的淮扬盐商就极力反对徽州商人在扬州落籍,而这也是晋商和徽商之间矛盾最大的一点。
此次上京的徽商代表中,以林塘范无病、休宁汪逢元、程德斡为首。范无病经营米业,汪逢元经营典当业、程德斡是一名木商。
虽然徽商代表中没有盐商,但是代表江苏的商人中,却大多以盐商为主,包括晋商和徽商出身的盐商。
这些天来,皇帝对于晋商和徽商资料的搜集,同样看在了王承恩等宫内太监的眼里。
就他们的立场来说,自然是倾向于晋商。毕竟山西就在北方,且晋商发家久远,在京城中还存留着不小的影响。
长芦盐场尚未被四海商行吞并之前,长芦盐场出产的食盐就基本上被晋商所收购。
因此当崇祯离开了浙江商人代表的分会场后,在会同馆内腾出来的一间房间内,继续研究晋商和徽商的资料时。
王承恩不由小心的向崇祯说道:“陛下,这些徽州商人入京之后就四处奔走,企图拉拢朝廷官员为他们向朝廷主张,凡是扬州盐商子弟均可就地入学。臣以为,这些徽州商人汲汲于利益,恐非良善之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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